老虎厅枪杀杨宇霆的执行人高纪毅，亲手执行少帅密令，他最后的结局如何？
高纪毅从老虎厅出来，连夜去见了张学良。书房里，少帅只问了一句：“都办妥了？”他点点头，没多说一个字。这是他的本分：不问为什么，只负责做完。
此后的两年，高纪毅成了张学良最锋利的一把刀。北宁铁路局局长的任命下来时，他明白，这是酬功，也是将他从血泊里稍稍漂白，安置在一个体面又紧要的位置上。铁路线就是东北的血管，他握住了枢纽。
九一八的炮声传来时，高纪毅在锦州。他没有犹豫，立刻下令将能转移的机车、车厢尽数南撤，不能撤的就地破坏。铁轨在身后一节节沉默下去，他跟着溃退的人流进了关。那把“刀”离开了淬火的炉膛，忽然就钝了，只剩下一个空悬的名头。
在北平的寓所里，他听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那一夜，他书房的灯亮到天明。天亮时，他拿起电话，联络了几位还能说上话的东北旧人。电报是联署的，措辞激烈，核心只有一句：请保障张副司令安全。这是他能为那位“少帅”做的，最后一件像样的事。
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换了天色。日本宪兵找上门的那天，高纪毅正在练字。他摘下眼镜，擦了擦，平静地跟着走了。审讯室的灯光刺眼，皮鞭落在身上时，他脑子里闪过的却是老虎厅里那两声干脆的回响。对方开出的价码很高，“华北交通”的副总裁。他吐出一口血沫，摇了摇头。他们打得更狠，他昏过去几次，始终没改口。
出狱时，他已瘦脱了形，靠友人接济，隐在天津租界的小楼里，深居简出。时间仿佛在这里凝固了，直到1948年冬天，几位陌生的访客敲开了门。他们带来了一个请求，和北平城内傅作义将军的名字。高纪毅沉默地听着，然后站起身，换了一身体面的长袍。“我去试试。”他说。
劝说并不容易，傅作义有傅作义的顾虑。高纪毅不谈大义，只讲旧情，讲退路，讲一城百姓的身家性命。几次密谈，他来回奔走，话不多，但每句都落在实处。最后一夜，傅作义送他出门时，握着他的手，用力摇了摇。他知道，事情成了。
天津解放后，政府给他安排了工作，待遇优厚。他婉拒了，只愿挂个闲职。家里偶尔有好奇的晚辈问起老虎厅的旧事，他往往摆摆手，不愿多谈。只在一次午后，阳光很好，他眯着眼，忽然说了一句：“汉卿（张学良）那个人，心是热的，就是耳朵根子有时太软。”说完便闭上了眼睛，像是睡着了。
1963年夏天，他病了。临终前，意识已经不太清醒，却反复念叨着一个名字。儿子俯身去听，听见他含糊地说：“如果……如果还能见着少帅，替我问声好。”
七月，他走了。讣告很简单，只写了生平与卒年。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枪声、谈判、鞭挞与抉择，都随着这个人，一同沉入了历史的暗河，再无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