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4岁的黄有良正在插水稻，谁知来了几个日本兵，二话不说上来就脱衣服，正当她拼命挣扎时，一个日本人却“救”了她——他喝退同伙，把她拖进屋里施暴。这个“救”她的人，把她推进了更深的地狱。谁也没想到，这个海南黎族女孩此后要在黑暗里熬两年，又用一辈子去讨一个公道。

（人民网 2017-08-14 报道《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离世》）

1942年4月，刚满15岁的黄有良被日军再次抓走，送进藤桥军营的慰安所。白天她干活，夜里日本兵排着队推门。两年里，她像一件被随手传递的器物，连人的尊严都被碾成了灰。逃出来那天，她对看守谎称父亲去世要回家送葬，才骗得一条生路。

可逃出虎口，并不等于走出了黑暗。回到村里，她成了旁人指指点点的对象，话里话外都像在说她不干净。后来她嫁过人，又遭遇虐待，尝尽了人间的第二重苦。她明明是受害者，却要为别人犯下的罪，背一辈子的骂名。

转折发生在2001年7月。60多岁的黄有良鼓起勇气，和陈亚扁、林亚金等8名海南幸存者一起，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要求谢罪、恢复名誉。12月，她作为原告代表第一次站上日本法庭，当庭讲述自己的遭遇。

这一告就是近十年。案子反复开庭、上诉、驳回，日方法院虽然认定了当年的侵害事实，却以“个人无权起诉国家”为由，判决她们败诉。2010年三审落定，中国原告全部败诉。从1995年起，大陆24位幸存者发起的4个起诉案，无一胜诉。

2017年8月12日晚，黄有良在海南陵水英州镇乙堆村的家中去世，终年90岁。她始终没能等来那句道歉。两天后，以她为拍摄对象之一的纪录片《二十二》在全国上映，银幕亮起来的时候，她却没能看见。

有人说，记住这段历史是为了仇恨。我却觉得，记住她，是为了让这样的悲剧不再落在任何一个女孩身上。14岁的孩子不该在稻田里被魔鬼盯上，逃出地狱的人也不该再承受同胞的冷眼。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列宁。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郁达夫。

如今登记在册的大陆“慰安妇”幸存者已寥寥无几，黄有良是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原告。她走了，但她用76年的坚持告诉我们：有些账，可以不赢，但不能不算；有些公道，可以迟到，但不能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