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21岁女知青，夜间独自去厕所，却神秘失踪。连队把整座山翻了个底朝天，连个人影都没找着。2009年，老知青们聚会时，一个坐在沙发上抽闷烟的老头突然掐灭烟头，抬起头问：“你们说，当年小朱，有没有可能是受不了那份苦，自己跑了？”

聚会的包厢里空调开得足，但刘桂花说完那句话后，好几个人不自觉地搓了搓胳膊。坐在主位的老连长头发全白了，他用手指慢慢转着茶杯，眼睛看着桌面。“跑？”他重复了一遍这个字，声音有点干，“往哪儿跑？过了边境线，那就是另一片林子，另一套活法。可能吗？”

没人接话。刚才问话的老头，姓孙，以前在连队里负责喂猪。他往后靠进沙发里，盯着天花板上的灯。“我就是瞎琢磨。”他说，“那几年，跑的人不是没有。隔壁团就有一个男知青，钻进林子，再没回来。都说他死里头了，前几年听说有人在泰国做生意，名字一模一样。”

“那能说明啥？”刘桂花旁边的一个女知青开口，她叫周萍，当年和朱梅华一个排。“小朱那性子，怕黑，怕虫子，下雨天都不敢一个人走夜路。她敢往那种完全没边没沿的地方跑？我不信。”

老连长把茶杯放下了，发出轻轻一磕的声响。“搜山的时候，我就在想。”他说，声音不高，每个人都得仔细听，“那双鞋。鞋尖朝宿舍，摆得那么怪。要是自己跑的，脱鞋干什么？光脚跑林子，那不是找死吗？”

孙老头又摸出烟，没点，就在鼻子底下闻着。“要是……不是自己脱的呢？”他慢吞吞地说。

包厢里更静了。周萍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手有点抖。刘桂花低下头，用指甲慢慢刮着桌布上一道看不见的印子。

“蒋指导员。”周萍突然说，名字出来，几个人都抬眼看了看她。“他后来在监狱里，还说过别的没有？”

老连长摇头。“我去看过他一次，探监。问起这个，他眼神就躲，只说当年是胡说的，别的死活不开口。没两年，病死了。”

“那就是个畜生。”刘桂花低声说，语气硬邦邦的，“可畜生干了事，总得有点东西剩下。挖了那么深，什么都没有。”

孙老头把烟夹在耳朵上，身子往前倾了倾，手肘撑着膝盖。“我记得，保卫科来的人里，有个老公安，姓秦。他私下跟我说过一句，说现场太‘干净’了。雨是大，可多少该有点挣扎的痕迹，那芭蕉叶子那么密，蹭一下就是一道。可除了鞋，啥都没有。就像……”他停住，似乎在找词。

“就像鞋是故意放在那儿的。”老连长替他说了出来。

这句话落下，一时间只有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一种比简单的失踪或被害更让人不舒服的模糊形状，隐约浮了出来。

“祝为鸣呢？”有人小声问，“他后来怎么样了？”

“回上海了。”周萍说，“过得不太好，听说一直没结婚。几年前知青联谊会有人见过他，很瘦，不怎么跟人说话。有人提起朱梅华，他转身就走。”

刘桂花抬起头，眼睛还是红的，但没了泪。“小朱失踪前一个星期，跟我借过五块钱。说是家里寄的钱没到，牙膏肥皂都没了。我还笑她，上海大小姐，穷得叮当响。她还了，就在失踪前一天，从一个小手绢包里仔细数出来的。”她吸了下鼻子，“这样的人，会计划着逃跑，连五块钱都要还清？”

孙老头耳朵上的烟掉了下来，他弯腰捡起，放在桌上。“所以，还是没了。”他总结似的说，声音里那点猜测的火苗似乎熄了，只剩下灰烬一样的疲惫。

老连长撑着桌子站起来，慢慢走到窗边，看着外面城市的夜景，灯火一片连着一片。“找不到了。”他背对着大家说，“林子太大，时间也太久了。我们在这儿说破天，也就是个说。”

聚会散的时候，大家互相搀扶着下楼。孙老头走在最后，在酒店门口，他又点了一支烟。刘桂花走过他身边，停了一下。

“老孙，”她说，“你刚才没说完。像什么？”

孙老头吐出一口烟，烟雾在霓虹灯下很快散开。“就像有人，特意把鞋摆成那样，想让我们觉得，她是朝着宿舍跑的。或者，是被人朝宿舍方向拖的。”他顿了顿，“可如果，方向是反的呢？”

刘桂花愣愣地看着他，没听懂，又好像听懂了一点。冷风一吹，她打了个寒颤，什么也没再说，转身钻进了等她的出租车里。

车子开动，窗外的光流划过她的脸。她忽然想起，朱梅华失踪前那个白天，收工下山时，好像和一个陌生男人说过话。那人穿着当地人的衣服，背着个竹篓，站在路边。朱梅华走过去，两人就说了几句，很快分开。当时太累，谁也没在意。

那人的脸，她早记不清了。只记得，篓子里，好像装着几把很新的、铁锹一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