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国庆前夕，河南林县的县领导们焦急地觉都睡不着。中央领导要找人。这个人有名有姓有官职，可是，县领导们都快掘地三尺了，就是找不着他的人影。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2021年11月12日报道《红旗渠精神》）

时间回到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国庆十周年的庆典即将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央办公厅给林县县委打来电话，说有位中央领导点名要见林县的一位同志，让县里务必把人找到，按时送到北京。

这下可把林县的几位县领导急坏了。要找的这个人，有名有姓，不是什么无名之辈，正是三十岁出头的县委第一书记杨贵。可怪就怪在，这位杨书记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办公室里没有他，宿舍里没有他，食堂里也不见他。县里的干部翻遍了他常去的几个村子，问遍了乡里乡亲，谁也说不准他去了哪儿。

那年月，通讯全靠腿和嘴。没有手机，没有电话，一个人进了太行山的深山沟，就像一滴水落进了大海。县领导急得直转圈：这可是中央领导点名要见的人，耽误了大事，谁担待得起？

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的杨贵，正带着几个水利技术员，在晋冀豫交界的悬崖峭壁上跋山涉水。

1959年那场特大旱情，把林县逼到了绝路。境内四条河流全部断流，塘干井枯，老百姓连吃水都要翻山越岭去挑。杨贵的心像被针扎一样：我们这些当干部的，党性原则不允许眼睁睁看着乡亲们旱着。

他认定一条路：必须走出林县，到山西那边去找漳河的水。于是带着调查组，顺着漳河、淇河、淅河逆流而上，翻山越岭，一步一步地勘察地形。

他顾不上什么国庆庆典，也顾不上什么点名接见。在他心里，能把漳河水引进林县，让老百姓从此不再为一口水发愁，比什么都紧要。

县领导派人沿着山路一路寻找，最后总算在山西平顺县的一处悬崖边，找到了满身尘土、晒得黝黑的杨贵。他正蹲在一块大石头上，对着地形图比比划划，浑然不知自己成了全县上下急着要找的人。

就是这个“找不着人”的年轻书记，后来带着十万林县人民，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苦战十年，硬生生凿出了一条一千五百公里长的人工天河——红旗渠。

那是怎样的十年啊。没有大型机械，全靠一锤一钎，一双肉手。青年们腰系麻绳，从山顶吊下悬崖，在绝壁上打眼放炮；妇女们挑着箩筐，把碎石一担一担运下山。有人为了这条渠，把命留在了太行山上。

有人说，杨贵是个“疯子”。可正是这份“疯”，让五十多万林县人从此告别了水贵如油的苦日子。

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杨贵钻进深山老林找水的那些日子，就是最朴素的埋头苦干。

艾思奇讲过：“一头扎进实际斗争中去，才能真正认识真理。”杨贵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红旗渠的，是一脚一脚踩出来、一镐一镐凿出来的。

一个三十岁的年轻干部，放着北京的高光不去，偏要往深山里钻。图什么？不图名，不图利，就图让父老乡亲能喝上水。他常跟身边人说，老百姓的水罐子见底了，我们当干部的脸上无光。

正是凭着这股子把群众的难处当自己难处的劲头，杨贵带着林县人，硬是在不可能的地方，干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这条如今仍在汩汩流淌的红旗渠，被后人称作“世界第八大奇迹”，更被称作“生命渠”“幸福渠”。

今天的红旗渠，已成了全国人民瞻仰的精神地标。滔滔漳河水，至今仍在这条人工天河里日夜奔流，滋养着两岸的生灵。可当年那个被“掘地三尺”找不着的年轻人，用行动告诉我们：好干部不是坐在会议室里养出来的，是扎在泥土里长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