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隐藏身份，她将丈夫的照片远远地放在身后的钢琴上，然后拍下了两人唯一一张“合照”。不久后，她被敌人抓捕入狱，牺牲时年仅22岁。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6年4月10日报道《一张合影》）

在苏州大学博物馆里，静静陈列着一张泛黄的照片。

照片中，一位留着齐耳短发的年轻女子端坐在钢琴前，面容清秀，目光沉静。她身后的琴架上，竖着一张年轻男子的照片。

这不是一张真正的合影。它是一次巧妙的“错位”——女子坐在镜头前，丈夫的照片放在她身后的钢琴上，在照片中看起来就像两个人并排坐在一起。

她叫丁香，他叫乐于泓。这是他们此生唯一一张“合照”。

1932年，上海。丁香和乐于泓都是地下党员。在那个年代，地下工作者不能随便拍照——一张合影可能就是一张罪状。如果两人同时被捕，合照就是他们身份的铁证。

但丁香太想和丈夫留一张影了。她想了一个办法：把乐于泓的照片放在钢琴上，自己坐在前面，拍下了这张“合照”。

照片洗出来后，丁香看了很久。她笑着对乐于泓说：“你看，这不就像我们俩一起照的吗？”

乐于泓没有笑。他知道，在地下工作中，任何一张照片都可能成为致命的证据。但他不忍心扫丁香的兴，就把照片收了起来。

五个月后，丁香被派往平津地区执行任务。临行前，她把那张“合照”留在了乐于泓那里。

1932年9月，因叛徒出卖，丁香被捕。敌人对她用尽酷刑，逼她供出组织名单。丁香一个字也没说。此时她已怀有三个月身孕。

1932年12月，丁香被押赴南京雨花台刑场，英勇就义，年仅22岁。

乐于泓在上海得知消息后，把那张“合照”缝在了贴身的衣兜里。此后四十多年，他走到哪里都带着这张照片。他终身未再娶——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心已经随丁香而去了。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组织的多次劝说下，乐于泓才重新组建了家庭。但他始终保留着那张照片。

那张照片后来被评定为国家二级文物。它不是一张艺术品，也不是一张时尚照。它记录的是一对年轻夫妻在白色恐怖下最奢侈的愿望——两个人一起拍一张照片。

在那个年代，一张合影是奢侈品。它意味着你有一个可以信任的人，意味着你愿意把自己的脸和另一个人的脸放在同一张相纸上。丁香和乐于泓甚至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只能用一张照片、一架钢琴，拼凑出一个“同框”的假象。

艾米莉·狄金森说：“希望是长着羽毛的东西，栖息在灵魂里。”丁香把希望栖息在了钢琴上。她不知道这张照片会成为她留给世界的最后影像，她只是想和丈夫“合一张影”。

我们今天随手就能拍无数张照片，但在1932年的上海，一个22岁的姑娘用这种方式，完成了她对爱情最朴素的表达。

那张照片中的丁香，穿着一件浅色的旗袍，头发剪得短短的，坐在钢琴前，双手放在琴键上。她的表情平静，但仔细看会发现，她的嘴角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那是一个年轻女人对未来的憧憬。

她身后的琴架上，乐于泓的照片里，他戴着一顶针织帽，面容清瘦，目光坚定。两个人在照片里“同框”了，虽然实际上相隔了几米远。

这张照片不是在照相馆拍的，而是在他们租住的阁楼里拍的。帮他们按下快门的，是另一位地下工作者。照片洗出来后，他们只印了一张，由乐于泓保存。

丁香牺牲后，乐于泓把这张照片藏了一辈子。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这张照片的来历。直到他晚年，组织上整理革命文物时，他才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了那张已经泛黄的纸片。

他说：“这是我和她唯一的一张照片。”

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红了眼眶。一个男人，把一张照片带了七十多年，从青春到白头。这不是照片，这是他对一个22岁牺牲的姑娘，最长情的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