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沦陷后，最后的状元刘春霖难以为生，只能靠“卖字”维持生计，这天日本人摆出四根金条，笑道：“只求先生四个字，写不写？”

（沧州日报2023年12月15日《宁作华丐 不当汉奸》；央视网2012年6月13日《博学多才：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大众日报2016年6月29日《末代状元刘春霖曾三拒日伪之“邀”》）

1937年，北平沦陷。

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在胡同口摆开一张破桌子，铺纸研墨，替人写字谋生。他写的是一手漂亮的小楷，可买字的人越来越少，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这位老人，叫刘春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1904年，清朝甲辰科殿试，他夺了头名。第二年，科举就废了。他成了“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

国破家亡，状元爷也得吃饭。

这天，一个叫加藤的日本人找上门来。他在北平西四牌楼开了一家“富士车行”，专卖日本自行车，想请刘春霖写一块匾额。第一次登门，刘春霖一看是日本人，当即严词拒绝，送客。

加藤不死心，以为是嫌钱少。三天后，他第二次上门，身后跟班捧着一个锦盒。打开一看，四根黄澄澄的金条。

加藤满脸堆笑：“先生，鄙人只求您四个字。一字一根金条，您写是不写？”

四根金条，在当时够普通人家过十年。

刘春霖连眼皮都没抬：“别说是一个字一根金条，就是一个字一座金山，我也不会写。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加藤灰溜溜地走了。

没过几天，又一个日本商人松本一郎，来请他给“东亚楼”饭庄题匾，报酬更高。刘春霖照样拒绝。

更狠的还在后面。日伪政权成立了“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是刘春霖的同科进士、留日同学。他亲自登门，请刘春霖出任伪北平市长。

这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官位。

刘春霖当面痛斥：“我刘春霖虽然老了，骨头还没软。你要当你的汉奸，我当我的中国人，道不同，不相为谋。”

王揖唐恼羞成怒，派兵查抄了刘春霖的家，把他赶出大门。这位花甲老人，拖着病体流落街头，靠亲友接济度日。

1944年，刘春霖在北平一间破屋里病逝，享年73岁。临终前，他盖着一件洗得发白、补丁摞补丁的旧袍子，身边只有三两个守着他的旧友。

他一生写过无数字，却从未为日本人写过一个。

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写：“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刘春霖不是什么大人物，他只是个写字的状元。可在亡国的刀架在脖子上时，他用四个字守住了读书人的底线——“宁作华丐，不当汉奸”。

抗战时期，多少人削尖了脑袋往伪政权里钻，多少人为了一根金条就把名字卖给了日本人。而这位连饭都吃不上的老状元，用四根金条都买不动的沉默，给那个屈膝的年代，立起了一根脊梁。

陈寅恪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刘春霖不识字的骨气，恰恰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他拒绝的不是一块匾，而是一个民族在危难时刻不能丢掉的脸面。

今天，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他的小楷，秀逸清雅，那一笔一画里，藏着的不是字，是气。

刘春霖不是天生的硬骨头。他中状元那年32岁，本来可以靠着科举的金字招牌，在民国谋个一官半职，舒舒服服过一辈子。可日本人的金条摆在面前时，他选择了清贫和尊严。1944年他去世时，家里连买棺材的钱都凑不齐，还是街坊邻居凑的。可他临死前，没有说一句后悔的话。

刘春霖拒绝为日本人写字的事，在当时的北平知识界传为佳话。那些年，不少留过洋、喝过墨水的文人，削尖了脑袋往伪政权里钻，还美其名曰“曲线救国”。而这位连科举都赶上了末班车的老状元，用一句“宁作华丐，不当汉奸”，把所有蝇营狗苟都比了下去。骨气这东西，从来不在文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