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不再称“首相”了！直接直呼高市早苗全名，这信号够明确了吧，9月30日外交部记者会结束后，一个细节很快被放大，郭嘉昆谈到日本核政策时，没有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而是直接用了“高市早苗”这个名字。单看这一句话，确实容易让人产生联想

但如果把最近半个月外交部对日表态全部翻出来，就会发现，真正值得看的并不是少了“首相”两个字，而是中方谈论日本现政府时，整套用词正在明显发生变化。9月15日，郭嘉昆在记者会上还明确使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这一完整称谓。
当时谈的是日本跨党派“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中方把高市早苗此前的涉台言论称为当前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也就是说，半个月前，她的正式职务仍然被完整写进外交部公开答问。
到了9月29日，语气变了。这一天正好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外交部在谈中日关系时，没有直接点高市早苗姓名，也没有使用“日本首相”这个称谓，而是用了“日本现职领导人”。
随后又把台湾问题、历史问题以及日本扩大安全政策活动范围放到了一起谈。再过一天，9月30日，记者问的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此前有关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讲话。
郭嘉昆在回应中提到，今年2月“高市早苗”曾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这里确实直接使用了姓名，没有加“首相”头衔。
三次表述连起来看，变化就比较清楚了：9月15日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9月29日变成“日本现职领导人”，9月30日则直接说“高市早苗”。但有一个边界必须讲清楚。
目前没有任何权威信息显示，中国外交部正式决定“不再承认高市早苗的日本首相身份”，也没有所谓取消其外交头衔的正式文件。日本首相官邸9月30日仍以“高市首相”的身份发布她出席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地方发展相关会议等公务活动。
因此，把这件事写成“中方已经撤掉她的首相称号”，会超过现有证据。不过，反过来说，如果认为这只是普通文字差异，同样低估了近期中日外交语境的变化。
外交语言的特点就是很少出现无缘无故的词语调整。尤其同一个月、同一个发言人、围绕同一个国家连续出现不同称谓时，外界自然会观察其中的温度变化。
真正让气氛变紧的，仍然是台湾问题。高市早苗此前曾在日本国会谈到所谓“台湾有事”可能涉及日本“存亡危机事态”。
中方随后多次回应，并将这一表态视为当前中日关系困难的重要原因。到9月15日，外交部已经公开把她的相关涉台言论称为两国关系困难的“最大症结”。

9月29日外交部的说法更加系统，中方再次强调，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构成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基础，同时点明台湾和历史问题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这一点比称呼本身更重要。
因为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并不是一句普通外交口号，而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基础文件。日方在文件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对中方关于台湾的立场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
中方现在不断重新强调这些文字，说明争议已经从一次具体发言，逐渐回到了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层面。另一条线也在升温，就是日本的安全政策。
9月28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谈到修改“安保三文件”时表示，不应事先排除有关核武器、核潜艇的讨论。9月30日外交部对此作出强烈回应，强调日本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承担相应国际义务。
这里还有一个很容易被网上文章写错的地方。“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这句话，9月30日外交部答问所指的是小泉进次郎，不是高市早苗。
相反，郭嘉昆当天特意提到，高市早苗今年2月曾重申坚持日本“无核三原则”。这个前后对照，其实比简单写“高市想拥核”更有信息量。
一边是日本首相此前公开坚持“无核三原则”，另一边是防卫部门负责人几个月后提出相关讨论不应设禁区。外界真正需要观察的是，日本正在推进的安全政策调整，会不会让过去长期存在的政策边界逐步发生松动。
而这又与日本近年持续调整防卫政策连在了一起。日本所谓“安保三文件”本来就涉及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建设计划。
文件如果重新修改，牵动的就不只是某一种武器，而是日本未来几年究竟怎样理解军事力量、地区威慑以及同盟分工。因此，中方9月30日回应时，没有把问题限制在小泉进次郎个人讲话上，而是直接谈到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和战后国际秩序。
再往前看，中方对日本近期安全路线的批评早已不是一次两次。9月18日，在“九一八事变”95周年当天，外交部专门回应日本国内有关安全政策和历史认识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