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 30 日，许甫曝光民进党台北市党部内部动员文件，沈伯洋竞选总部成立大会随即引发热议。这份文件设定 5300 人的动员目标，活动定于 10 月 4 日举办，但动员目标不等于实际到场人数，更不能直接等同于沈伯洋的选票。
政党下发动员函、联系基层号召支持者到场，本是竞选常规操作。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宣传中是否混淆 “动员目标” 与既有的选民支持。许甫借这件事讽刺对手造势的 “洋流”，属于选战攻防；经由党部通知到场的支持者，其投票意愿并非虚假，组织动员和个人自愿支持可以并存。
台北市党部主委吴沛忆随后作出回应，说明发文邀约党员参与活动是党部常规做法，并邀请质疑者亲临现场，后续将深入六个选区深耕基层。关于这次动员事件的讨论，应当基于其公开回应继续展开，而后续还需要厘清 5300 人目标的分配方案、到场人数统计方式，公开相关信息，减少仅凭现场画面预判选情的片面争论。
竞选传播很看重现场画面，密集人潮、旗帜口号容易营造声势高涨的观感，但镜头很难判断到场者动机，也无法体现这群人在全市选民中的占比。造势人数只是传播素材，不等同于选票。政党可以集中支持者办活动，候选人借此获得媒体曝光，可活动落幕之后，选民会不会投给候选人，最终取决于候选人的政策、形象与长期表现。
两名候选人的竞选节奏各有侧重：沈伯洋密集参加各类活动拉高曝光；蒋万安身兼市长职务，同时要处理市政事务与议会答询。短期曝光只能提升知名度，选民愿意投票，还需要比对施政成果与政策方案。沈伯洋并非传统地方政治人物，凭借罢免议题拥有鲜明标签，在年轻支持者群体中呼声较高，但也容易被对手贴上对抗性政治符号的标签，一举一动都会放在阵营对立视角下解读。10 月 4 日的活动，既能检验民进党组织能力，也是沈伯洋系统阐述政见的机会，到场人数无论高低，都不能直接等同于支持率。解读民调，要关注调查方式、样本与时间，不能把各方预估、竞选团队说辞混在一起判断趋势，单一份利好民调，不足以宣告胜选。
蒋万安的核心优势在于现任市长身份，既有现成知名度与执政实绩作为竞选筹码，同时也要接受市民日常检验，捷运通勤、住房负担、公共安全、城市财政等民生难题，无法靠造势场面掩盖。沈伯洋想要拓展支持群体，就要把鲜明的政治立场转化为城市治理方案，讲清政策预算与执行步骤；蒋万安也需要用同一套标准接受检视。各党都会做基层动员，评判双方造势活动，人数统计标准应当统一，选民期待把焦点回归政策讨论。
这份流出的内部文件，只是竞选攻防素材，仅凭此事无法推断民进党内部出现分裂。文宣团队规模也常被用来比较双方资源，团队人数多，代表内容产出能力更强，但不能保证宣传效果。竞选宣传的核心，不在于团队体量，而在于能否提出让台北市民听得懂、愿意采信的城市治理方案。
这场台北市长选举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台北一地，存在显著外溢效应，牵动新北、基隆等北台湾地区的选情。2014 年国民党在北台湾多地败选，印证区域联动效应，但单城市的造势热度，不会自动转化为周边县市的选票。蓝营期待蒋万安发挥 “母鸡效应”，稳住北台湾选情；民进党寄望沈伯洋造势带动周边，不过跨区站台只是接触选民的机会，不能直接换算成选票。
蒋万安不应单纯盯着对手的动员争议，市民关心通勤、公共服务等民生痛点，单纯反驳对手造势规模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许甫借曝光文件收获舆论关注，但作为参选人，选民同样期待他提出预算监督与市政改革方案。10 月 4 日的到场人数很快就能见分晓，但造势活动只是一环，候选人能否持续拿出可行政策、争取市民认同，才是选战接下来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