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29日晚上，南京，张学良问宋子文：“老宋，委员长会不会枪毙我？”宋子文连着说了两遍：“不会！不会！”

张学良坐在椅子里，手指反复摩挲着军装下摆。屋里没开灯，窗外的南京城一片漆黑。宋子文走了，那句“不会”还在房间里悬着。

两天后，军事法庭的传票送到了他手上。开庭那天早上，他换上了一套没有军衔的便服。审判庭里人不多，李烈钧坐在正中，鹿钟麟和朱培德分坐两侧。过程比他预想的快，一个多小时后，判决书念了出来：十年有期徒刑，褫夺公权五年。

他听完，脸上没什么表情。回到住处，副官端来的晚饭他一口没动。

当天下午，蒋介石的呈请公文就送到了国民政府。1937年1月4日，特赦令正式下达。公文措辞很严，“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副官念给他听时，念到“严加管束”四个字，声音低了下去。

张学良放下茶杯，杯底碰在茶几上，轻轻一响。“十年换成了这个。”他说。

管束从南京开始。第一站是奉化溪口，住进了雪窦山招待所。房间窗口对着山，除了送饭的看守，见不到旁人。他每天在纸上写字，写满一张，就团起来扔进炭盆。

几个月后，他被通知转移。汽车往安徽黄山开，到了地方才发现，住处离黄山还有几十里，是山脚下的一处旧宅。看守组长叫刘乙光，话很少，行事刻板。张学良问他这次住多久，刘乙光只答：“上峰命令，不便透露。”

在黄山没住满两个月，命令又来了。这次是江西萍乡，住进了一幢空置的祠堂。祠堂阴冷，冬天寒气往骨头里钻。他患了风湿，膝盖疼得夜里睡不着，向看守申请炭盆，等了三天才批下来。

1938年秋天，武汉局势紧张，他又被匆匆送上路。这次目的地是湖南沅陵。先住在城外的苏仙岭，一座破旧的道观里。道观漏雨，下雨天得用盆接水。第二年春天，他被转移到贵阳附近的修文县，住进阳明洞。

那是个山洞改建的住所，潮湿，光线昏暗。他在洞口的石桌上摆了一副象棋，自己跟自己下。看守站在三米外看着。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贵州桐梓。看守把报纸递给他，头版上是巨大的“胜利”两个字。他看完，折好报纸，算了算日子，十年的“管束期”到这一天刚好届满。

他等了一个星期，没有消息。又等了半个月，命令来了，但不是释放，是收拾行李，准备转移。

1946年11月2日夜里，他被带上车，开到机场。一架运输机等在跑道上，发动机已经启动。他问刘乙光去哪，刘乙光这回答了：“台湾。”

飞机在台北降落时是清晨。他被送到阳明山上的一处日式宅院。院子有高墙，墙头装着铁丝网。从房间窗口能看见台北市的零星灯火，但灯火和他隔着一道墙。

这一年他四十六岁。山上的日子比大陆时更静，来往的人更少。他养成了习惯，每天临摹碑帖，读《明史》。有时刘乙光会带一些过时的报纸进来，他从字里行间拼凑外面的世界。

1950年的一天，刘乙光忽然多送进一份报纸。头版有张照片，是陈仪被执行枪决的报道。张学良盯着照片看了很久，然后把报纸轻轻放在一边。那天下午他临帖时，写坏了好几张纸。

时间一年年过去，山上的树长高了，墙头的铁丝网锈了又换。他收到过一些老朋友辗转寄来的信，大部分被看守截下，少数几封送到他手里时，信纸已经被人仔细检查过。

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的消息，他是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几天后，宋美龄派人来接他。在灵堂，他站在棺椁前，看了几分钟，然后交出那副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回去的车里，他看着窗外掠过的台北街道，一句话也没说。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几次。

又过了十几年，1988年蒋经国去世时，他已搬到北投一处较宽松的寓所。消息传来，他正在书房写字，笔停在空中半晌，最后缓缓落下，在纸上洇开一团墨。

真正的转机在1990年春天到来。老友张群出面，要在圆山饭店给他办九十寿宴。请柬送到时，他反复看了好几遍日期：6月1日。

寿宴那天，他穿了身深色西装。张群坐着轮椅念祝寿词，满场都是旧面孔和新面孔。轮到他讲话时，他站起身，声音平稳：“我是一个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他说自己虚度九十，对国对民毫无贡献。

台下掌声响起来，他微微鞠了一躬，坐下了。那一刻他知道，五十四年的管束，到这一躬算是正式收了尾。

三个月后，他在台北家中接受了第一次公开访谈。记者问他如何看待那半个多世纪的幽禁。他想了想，说：“蒋先生不能让我自由，是因为如果我是自由的，那么很多人会认为，抗日的功劳是我的。”他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两个人的第一敌人，从来就不一样。”

访谈结束，记者收拾设备离开。他送客到门口，然后慢慢走回书房。书桌上摊着未写完的回忆录，纸边压着一枚老旧的象棋棋子，是当年在阳明洞自己与自己对弈时留下的那颗“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