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赵烈文对曾国藩预言，大清50年内必定灭亡，曾国藩不信，赵烈文说：得天下太容易，开国时又太残暴，这些都有违天道，岂能长久？44年后，武昌一声炮响，宣统帝逊位，清朝果然彻底覆灭。

曾国藩端起茶碗，又放下了。他目光垂在桌沿上，沉默了一会儿。

“你这话，太重了。”他声音低，但字字清楚。

赵烈文没动。他看见曾国藩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那是他思虑时的习惯。

“我去年进京，”赵烈文说，语气平直，“正阳门外，乞丐抢食，为半个馒头打死人。步军统领衙门的兵就在十步外看着，不管。这不是饥荒年。”

曾国藩抬眼看了看他：“京师人口稠密，难免。”

“宫里呢？”赵烈文问，“太后修园子的木头，从永定河运到西直门，沿途拆民房三十四间。补偿银子，一层层克扣，到百姓手里不够买半个月粮。”

曾国藩眉头皱了皱。这事他知道。

窗外有蝉鸣，一阵响过一阵。暑气从地面蒸上来，透过竹帘，屋里也闷。

“你说得国太易，”曾国藩终于开口，“本朝太祖、太宗，栉风沐雨数十年，如何是易？”

赵烈文身体微微前倾：“流寇破京，吴三桂献关，八旗入中原，未遇江淮以南全力抵抗。此非天赐之易？”

“那是前明自毁。”

“正因其自毁，本朝承袭的便是个烂摊子。”赵烈文说，“更兼入关后，扬州、嘉定、江阴……杀戮过甚。人心里的伤，一百年也填不平。”

曾国藩脸色沉了沉。他想起咸丰年间在江西，一些乡村祠堂深处，还供着“甲申殉难”的牌位，香火不断。

“如今天下已定，”他说，“皇上圣明，臣工用命，洋务也在办。水师、机器局、同文馆，一样样做起来。事在人为。”

赵烈文摇了摇头，幅度很小。

“中堂，”他换了个称呼，“您练湘军时，最讲什么？”

“诚。”曾国藩脱口而出。

“是了。”赵烈文说，“但朝廷现在，从上到下，还有‘诚’字么？各省奏报，十件事里五件是虚的。户部说库银充足，实际连八旗饷银都欠了三个月。这还是在长毛平定之后。”

曾国藩不说话了。他想起前几天看的江宁藩司账册，那些巧立名目的开支，像一张张咧开的嘴。

“你说五十年，”过了很久，曾国藩才出声，“依据何在？”

“气数。”赵烈文说，“开国时杀气太重，戾气积在骨子里。太平军这一闹，把最后那层皮捅破了。如今是外头看着还行，里头全空了。一有风来，必垮。”

“怎么个垮法？”

“先从中央散。”赵烈文语气像在说一件寻常事，“督抚各自为政，不听调遣。然后地方乱，豪强并起。最后……恐怕不是改朝换代，是分崩离析。”

曾国藩突然笑了，笑得很短，有点涩。

“你倒像算命先生。”

“学生只是读史。”赵烈文说，“汉、唐、宋、明，开国气象不同，结局却有相通处。得国正不正，第一代人就定下了。”

仆人轻手轻脚进来添茶。曾国藩摆手让他出去。

两人对坐着，茶气袅袅上升，在闷热的空气里很快散了。

“这些话，”曾国藩缓缓说，“到此为止。”

“学生明白。”

“你的日记……”

“该记的记，不该记的不记。”赵烈文答得很快。

曾国藩看着他。这个比自己小二十多岁的幕僚，眼神清亮，背挺得笔直。他知道赵烈文不会改口，也不会外传。但那些话，像钉子一样扎进了他心里。

傍晚赵烈文告辞时，曾国藩送他到二门。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

“明天把安徽厘金的账目理一理。”曾国藩说，像交代寻常公务。

“是。”

赵烈文走了。曾国藩站在门廊下，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照壁后。蝉还在叫，一声接一声，撕着闷热的黄昏。

他转身往回走，脚步比平时慢了些。路过书房时，他瞥见案头那摞《资治通鉴》，最上面一本摊开着，停在“五代”那一卷。

他没进去，径直走向后院。天边晚霞红得有些刺眼，像旧年战场上褪了色的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