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有人问，彭德怀脾气大，志愿军中许多高级将领，包括副司令洪学智、韩先楚等人，都被彭德怀骂过，但唯独邓华是个例外，彭德怀夫人浦安修曾说过：“老彭的脾气很大，好骂人，可是就是不骂邓华。”
这话传到邓华耳朵里时，他刚回到办公室。警卫员小刘一边给他倒水，一边小心翼翼复述，说外头都在猜，是邓司令格外会做人，还是彭总心里有啥特别的看重。
邓华没接那杯水，转身走到墙上挂着的地图前。他盯着图上的山川河流看了一会，才开口，声音不高：“打仗，不是靠猜人心。是靠先把事情做在头里。”
入朝第一次战役后的总结会上，分歧就来了。关于下一步怎么打，几个指挥员意见相持不下，嗓门越提越高。彭德怀坐在主位，眉头拧着，手指一下下叩着桌面。
轮到邓华发言。他没急着说自己的方案，而是先走到旁边一块小黑板前，拿起粉笔，画了两条简易的推进路线。“第一条，是多数意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他顿了顿，在另一条路线上画了个迂回箭头，“这一条，风险大，要穿插要冒进，但一旦打成，能切断敌人一个主力师的退路。”
他放下粉笔，拍了拍手上的灰，看向彭德怀：“风险在于，穿插部队可能被包进去。我的建议是，我带前指靠前，跟穿插部队走。他们打到哪，我的指挥位置就在哪往前挪五里。电台、情报、补给调度，我的人全带上，直接连到彭总您这里。”
会议室里一下静了。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指挥位置靠前，一旦穿插失利，最先被围进去的就是前指。
彭德怀盯着他，看了足足半分钟，最后只问了一句：“你想清楚了？”
邓华点头：“想清楚了。风险我担，仗，得这么打才能打开局面。”
战役打响后，邓华真把前指设在了离火线不到八里的山坳里。炮弹时不时在附近炸响，电台天线被震断了两次，通讯兵爬出去抢修。最紧张时，穿插部队一度失去联系四小时，指挥所里所有人都脸色发白。
邓华坐在炮弹箱垒起来的“桌子”后面，对着地图，把各部队最后上报的位置又推算了一遍，然后对报务员说：“给彭总发电：预定穿插路线三号地区，敌有短暂阻滞，我已派人徒步联系。按原计划第二梯队可准时投入，无需变更。”
他话音没落，外面传来熟悉的冲锋号声——穿插部队打通了。
战后清点，彭德怀来到前指那个简易棚子。他没表扬，也没批评，弯腰从地上捡起半截被炸断的铅笔，放在邓华那张用木板拼起来的“桌子”上，说了一句：“下次，桌子找个结实点的。”
真正让彭德怀彻底把邓华当成自己另一副脑子的事，发生在五次战役后期。一次重大迂回作战前，一切部署就绪，各军已进入攻击位置。邓华却在最后一遍核对侦察报告时，叫住了准备去传达最终命令的参谋。
“等等。”他指着地图上一处很小的无名高地，“这个点，三次侦察报告都说没发现敌情。但我们正面进攻一开始，敌人如果在这里藏上两门榴弹炮，就能封锁我们整个侧翼通道。”
时间紧迫，重新进行火力侦察已经来不及。几个作战参谋都认为，为了一个“可能”变更全盘部署，太冒险。
邓华没争论。他直接要通了彭德怀的电话：“彭总，无名高地，我怀疑有鬼。我请求，把预备队里的那个坦克连提前调给我，我不打它，我就把坦克开到它鼻子底下，绕着山脚转两圈。真有埋伏，它自己就得跳出来。”
电话那头沉默着，只听见彭德怀粗重的呼吸声。十几秒后，命令传来：“按邓华说的办。坦克连，现在归他调。”
坦克连的轰鸣声惊起了山林里的飞鸟。就在坦克绕到第二圈时，那片看似平静的山林里，仓皇撤出了伪装极好的一个敌军炮兵小队——他们果然埋伏在那里。
战局因此发生了微妙的倾斜。战役总结会上，彭德怀破例没做长篇讲话，只说了几句，最后看了一眼邓华坐的方向，说：“为将者，不光是看见眼前的仗，还得看见仗后头的仗。有人，就专门看后头那一仗。”
回国前夕，司令部收拾行装，人人脸上都带着轻松。邓华在院子里最后检查装备清单，彭德怀背着手走过来，在他身边站定。
两人都没说话，看着士兵们忙碌。过了一会儿，彭德怀忽然开口，声音不高，像在自言自语：“这几年，辛苦你了。”
邓华愣了一下，随即明白过来，笑了笑：“彭总，您这话说的。咱们不都一样？”
彭德怀摇了摇头，没再说什么，只是抬手，用力拍了拍邓华的肩膀，然后转身走了。
那手掌的力量，重重地落在肩头，又沉又实。邓华站在原地，看着那个背影走远，知道有些话，永远不需要说出口，也永远不需要被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