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走完长征的西方人李德，1939年悄然离开延安，此后终身未再踏足中国，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抉择与原因。
 
可后来，他又从军事决策者变成延安抗大教员，最终远离中国，直到生命结束，也没能再走上当年长征路。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关键节点，还是遵义会议。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李德原本掌握着相当大的军事指挥权。长征初期，红军多次陷入被动，部队损失严重，单纯照搬书本战术、脱离实际情况的问题越来越明显。
 
遵义会议之后，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被取消。此后，他没有马上离开中国，而是留在延安，在抗大教书，整理军事资料，生活看上去平静了不少。
 
从1936年起，李德多次向张闻天提交回国申请。他想回莫斯科述职，也希望重新回到共产国际的工作体系中。问题在于，当时苏联正处在大清洗时期，政治审查异常严厉，许多曾经身居要职的人都可能突然失势，甚至付出生命代价。
 
王明和毛泽东都曾提醒过他，回去可能面临危险。这样的提醒，他听到了，却没有改变决定。为什么明知风险还要走？有人认为，这是他对共产国际体系的依赖，也有人认为，他始终没有真正接受自己在中国战场上的失败。
 
机会出现在1939年。
 
周恩来因骑马摔伤，需要前往苏联治疗。共产国际发来通知，允许李德搭乘同一架飞机离开。就这样，他没有举行公开告别，也没有留下太多动静，悄悄踏上了回苏联的路。
 
临走前，他与在延安结识的妻子李丽莲分开。两人或许都以为，这只是一次暂时分别，谁能想到，这一别竟然再也没有重逢。
 
飞机抵达新疆迪化后，李德立刻被苏联内务部门带走，接受了长达八个月的审查。审查内容很具体，要求他交代在中国的军事经历，还要解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责任。
 
最后，共产国际认定他犯有严重教条主义错误。虽然没有对他作出更严厉处分，却下达了一条非常明确的限制，今后不得再参与、过问任何与中国有关的工作。
 
李德回到苏联后，已经失去了接触中国事务的官方渠道。
 
审查结束后，他被安排到外文出版社做翻译。卫国战争期间，他又负责战俘教育。工作地点、职业内容和政治身份都发生了变化，他被彻底排除在远东事务之外。就算后来他想回中国，也很难再找到公开、合法的通道。
 
同样是在中国工作过的外国人，马海德后来长期留在中国，1949年后还加入中国国籍，继续从事医疗工作，直到1988年去世。身份不同，工作性质不同，个人选择也不同，结果自然完全不一样。
 
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访问陕甘宁边区，后来又曾回到中国。他的经历说明，外国人能否与中国保持联系，不只是看是否参加过革命，更取决于政治立场、历史评价以及个人后来如何面对过去。
 
李德的问题，偏偏在这些方面都越来越复杂。
 
1954年，他迁居民主德国后，曾几次托人向中方写信，希望回中国看看，走访当年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但这些请求都被委婉回绝。
 
当时冷战格局已经形成，国际关系十分敏感。更重要的是，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指挥责任，已经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固定评价。让这样一位有争议的人重新回到中国，可能引发怎样的舆论和历史讨论，中方显然需要谨慎考虑。
 
1973年，他出版回忆录《中国纪事》。在书中，他没有真正反思自己的教条主义指挥，也没有正面承担军事失误造成的后果，反而把反“围剿”失败的责任推给其他人，并对曾经共事的革命领导人作出负面描述。
 
一个人犯过错并不等于永远没有回头机会，问题在于，他是否承认错误，是否愿意面对后果？李德在回忆录中的态度，让中方很难把他的回国申请看成一次单纯的故地重游。
 
私人关系也没有给他留下太多牵挂。
 
李德在中国有过两段婚姻，第一任妻子萧月华早年与他分开，第二任妻子李丽莲则留在北京，直到病逝。几十年分隔两地，曾经的夫妻关系早已被时间冲淡。对李德来说，中国不只是事业失败的地方，也是感情逐渐断裂的地方。
 
说到底，李德再也没有回到中国，不是一个原因造成的。
 
1939年离境，是他自己的选择。抵达苏联后遭遇审查，是国际政治环境带来的结果。共产国际的禁令，切断了他的工作渠道。冷战格局和历史评价，又让后来回国变得更加困难。到了晚年，他没有通过反思修复关系，反而在回忆录中继续为自己辩解，这又让最后一点可能消失了。
 
他曾经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也曾站在中央苏区军事指挥的核心位置，可他始终没有真正理解中国革命为什么要从实际出发，更没有在失败之后完成自我调整。
 
从瑞金的军事顾问，到遵义会议后的失势者，再到延安普通教员，最后成为远居德国的老人，李德的一生像是被几个选择不断推向远方。
 
1939年那架离开延安的飞机，带走的不只是一个外国军事顾问，也带走了他最后一次回头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