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宋美龄和母亲去杭州玩，花了1.3万元，事后找浙江省政府报销，省主席张难先却拒绝了，还问蒋介石：“夫人的这笔开销怎么办？”这话传到宋美龄耳朵里，她当时就笑了，笑得挺冷。
宋美龄没再追问报销，但两天后，张难先的办公桌上多了一份通知：财政部将派专员进驻浙江，审计本年度的所有特别经费开支。通知末尾附了一句，此系例行抽查。
张难先合上文件，对财政厅长只说：“准备账本。”他知道，真正的账本没有问题，但“特别经费”四个字，向来有弹性。
一周后，专员抵达杭州，是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人。他没去省政府，直接住进了西湖边的饭店。张难先让厅长去接风，厅长回来后面色尴尬：“他只问了问杭州哪里好玩，说审计不急。”
第二天，专员逛了灵隐寺。第三天，他去楼外楼吃了饭。第四天，他约见了杭州几家商会的头面人物。消息零零碎碎传到张难先这里，他正在批一份地方小学的拨款申请，听完汇报，笔尖顿了顿，只说：“让他看。”
第五天，专员终于来到省政府。他没看准备好的账册，反而递上一份清单，上面列着十几项“接待用度”——灵隐寺的向导费、楼外楼的包厢费、甚至饭店的洗衣费，总计三千余元。“这些开支，”专员推了推眼镜，“按新规，也属‘特别经费’，须由省府先行垫付，再一并报部里审核。”
张难先看了一眼清单，明白了。这是用一笔更大的账，来换那笔小账的默许。他沉默片刻，对专员道：“这些开销，事前并未报备，不合程序。恕难垫付。”
专员也不恼，收起清单：“那在下只能如实记载：浙省财政纪律严明，无特别经费支出。不过，部里近来压缩预算，凡无此类开支的省份，其明年的一般性补助……恐需重新评估。”他微微躬身，告辞了。
张难先独自坐了半晌，然后叫来建设厅长，问：“若明年补助砍三成，之前计划的水利工程还能动吗？”厅长摇头：“断然不能，那堤坝今年不修，明年汛期必垮。”
当天下班，张难先没坐车，步行回了家。他的家在一条旧巷里，妻子正在院中晾晒腌菜。吃饭时，妻子见他若有所思，便说：“下午有个卖绸缎的老板来，说是感谢省府去年减了他一项杂捐，硬留下一匹料子，我推不掉。”
张难先摆摆手：“退回去。明天就退。”
夜里，他翻出一本私人账簿，上面记着这些年他兼职几个学校名誉校董的微薄车马费，还有他稿费的积余。数了数，离一万三还差得远。
第二天，张难先做了两件事。他先让财政厅长去饭店，以自己的名义结清了专员那三千多元的账单，拿到了一张正式收据。接着，他叫来了秘书长：“把我那辆公务车估价，找可靠的买家，尽快卖掉。”
厅长愕然：“主席，这……”
“去吧。”张难先打断他，“审计的事，到此为止。至于夫人的账，”他顿了顿，“我自有办法。”
车卖了八千。加上他所有的积蓄，勉强凑够了一万三。他把钱装进一个牛皮纸袋，又亲笔写了一张字据：“今有张难先私人缴款壹万叁仟圆，抵充民国二十年某项未经核准之开支，账目自此两清。”他将钱袋、字据连同专员那张三千多的收据副本，封入一个公文袋。
他没去邮局，而是派自己的老勤务兵，乘早班火车去了南京，嘱咐他必须当面交到蒋介石的侍从官手里，只说“此乃张主席私人回复，与省务无关”。
三天后，公文袋摆在了蒋介石的案头。蒋介石打开，先看到那一摞整齐的现钞，再展开字据，最后是那张三千多元的收据副本。他对着收据看了许久，唤来了夫人。
宋美龄来了，看了一眼桌上的东西，脸上那惯常的浅笑敛去了。她拿起张难先的字据，指尖在“私人缴款”四个字上拂过。
“他把专员的账结了，用自己的钱？”她问。
蒋介石点头，指着那收据副本：“连这个都一并送回来了。意思是，公家的便宜，一分没占；私人的账，一分不少。”
宋美龄沉默良久，将字据轻轻放回桌面：“那笔水利款，是不是还压着？”
“是预算委员会那边，说还要核实。”
“核实什么？”她声音很淡，“明天就批下去。按全额。”
她又看了一眼那牛皮纸袋：“这钱，怎么来的？”
“卖了他的车，加上积蓄。”
宋美龄没再说话，转身离开了书房。第二天，总统府侍从室将那个牛皮纸袋原封不动送回了杭州，附有一张简短便笺：“款悉数退回。水利工程款已特批，不日即拨。蒋谕。”
张难先收到退回的钱和便笺时，水利工程的拨款通知也已到达。他让人把钱存回银行，那辆卖掉的汽车，被一位不知名的商人捐赠给了省政府公用。
年末，蒋介石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谈到“公私分明”，忽然说：“浙江的张难先，卖了车来填账，钱退回去，工程照样批。这是什么？这是骨头。”会场很静，宋美龄坐在一旁，垂目看着自己的手套，从头到尾，未发一言。
张难先呢？他换了一辆旧自行车，每天骑着上下班。有人问起那件事，他踩下踏板，只说：“账清了，路才能往前走。”车轮碾过青石板路，吱呀作响，稳稳地，向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