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搜查地主家意外发现一张借条，落款竟是“朱德”，朱德闻讯震惊，当即下令：把那人接来北京。这张借条在房梁上藏了整整二十五年，傅德辉从未拿它向任何人开过口。
傅德辉被两名工作队员带出西屋时，左手还捏着一把没择完的豆角。队长把那张摊在方桌上的纸条指给他看，油灯的火苗直跳。“这上面的名字，你认得？”傅德辉往前凑了半步，眯眼看清楚后，只“嗯”了一声。
“嗯是什么意思？到底认不认得？”
“认得。”傅德辉说，“朱德，朱玉阶。”
屋里空气凝了一下。队长追问他和朱德什么关系。傅德辉搓了搓手指上的泥，说：“二十五年没见了。”他不多解释，转身回灶房继续择豆角。材料连夜整理上报，一路送到川东行署。三天后，北京的回电到了，只有一行字：“确系故人，速请傅德辉同志来京。”
傅德辉接到通知时，正在晾晒刚洗的床单。他听了，点点头，回屋从房梁内侧的暗槽里取出一个油布包。包里除了那张借条，还有一封1925年的旧信，信纸已脆得不敢用力展平。
去北京的火车开了四天。傅德辉靠窗坐着，布包袱搁在腿上，手一直按着。车过秦岭时，他望着外面灰蒙蒙的山，想起1924年在柏林的那个下午。朱德来找他，说决定去苏联学习，但旅费还差一大截。傅德辉当时刚收到家里汇来的一笔款子，是让他买书和添冬衣的。他没多说，数出一百块大洋塞给朱德。“记得还就行。”他当时笑着说。
到北京站是清晨。月台上人稀，傅德辉提着包袱刚下车，就看见不远处站着个穿旧军装的人，没带随从，手里挂根手杖。两人目光对上，都停了脚步。朱德先走过来，伸出手。傅德辉握住，那手掌粗糙、温热，和二十五年前一样。
“路上辛苦了。”朱德说。
“还好。”傅德辉答。
朱德没安排去招待所，直接让车开去自己住处。午饭是四菜一汤，朱德亲自盛的饭。饭后，朱德从里屋拿出一个布包，推到傅德辉面前。“这是一百块大洋，照当年的数。”他又推过一个稍小的布袋，“这些，是利息。”
傅德辉看着两个布包，没动。半晌，他抬起眼：“玉阶，我这次来，不是来要债的。”
“我知道。”朱德说，“但债要还。”
傅德辉最后还是收下了。但他当晚就把那一百块原封不动包好，塞进了枕套里。朱德问他往后有什么打算，傅德辉想了想，说：“我学化学的，还能做点实际的事。”
一个月后，傅德辉被安排到东北一家化工厂担任技术顾问。他走前，把那袋“利息”留在朱德书房的抽屉里，底下压了张字条：“路费已还，此余不必。”
他在化工厂待了八年，主要攻关耐火材料配方，解决了高炉衬砖的耐蚀难题。这期间他给朱德写过两封信，不谈工作困难，只问身体起居。朱德回信也短，末尾总有一句：“保重，德辉。”
1962年，傅德辉因病退休回乡。他的行李简单，那只枕套始终带在身边。1976年春，他在老家病逝。子女整理遗物时，从枕套里摸出那个沉甸甸的布包，里面一百块大洋一枚不少，用红纸整整齐齐裹着。红纸上有一行小字，是傅德辉的笔迹：“已见河山新，此物可归尘。”
大洋后来按傅德辉遗愿，捐给了当地小学添置图书。那张借条，在他去世前就已焚于炉中。火光卷起纸灰的那一刻，他对着炉子轻声说了一句：“这下，两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