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当时已经很强大了，为何还要执意南下侵略宋朝。

公元1273年，围困了五年的襄阳，在粮尽援绝之后开城投降。

守将吕文焕走出城门的那一天，蒙古军队已经在汉水边上驻扎了整整一千八百多个日子。这支从草原打出来的队伍，横扫中亚、西亚、东欧时，很少在一座城外蹲这么久。

但南方的地形和宋朝的守城能力，让他们不得不换一套打法。

这是十三世纪东亚最漫长的围城之一。背后藏着一个很多人都会想到的问题：蒙古帝国那时已经是世界上版图最大的政权之一，为什么还要费这么大力气非打宋朝不可？

这个问题，要从一段盟友关系说起。

蒙古和宋朝之间，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对手。两边曾经有过一段明确的合作。

金朝立国百余年，对南宋而言是压在北方的一块石头，两国之间的积怨从靖康年间就开始了。

蒙古崛起之后，也在跟金打，局面对宋朝而言出现了机会。双方协商，蒙古从北面主攻，宋军从南面配合，联手夹击金朝。

这个安排有史料可查，属于正式的外交协议，不是坊间传说。

1234年，金哀宗自缢于蔡州，金朝覆灭。蒙古军队和宋军当时都在场，见证了最后那一刻。

灭金之后，领土该怎么分，双方产生了分歧。宋朝原本指望能收回黄河以南、属于北宋故土的部分地区，尤其是洛阳和开封。

宋军北上，想趁蒙古军撤退之机占住这两座城，结果遭到蒙古军的还击，损失不小，最终退回。这段历史过程相对清楚，两边从此关系急转直下，战事很快开始。

说清楚了这段背景，再来看"为什么要打"就顺了很多。

南宋控制的疆域，在十三世纪是整个东亚农业产出最高的地区。

长江中下游的稻米产量撑起了大部分的粮食供给，江南的丝绸、瓷器、茶叶通过海陆两路向外输出，泉州、广州两个港口在当时的世界贸易网络里已经有相当的体量。

换句话说，南方这块地方，有人，有粮，有钱。

蒙古帝国到了忽必烈时代，治理规模已经远超游牧部落时期。

维持这么大的统治版图，行政、军队、宫廷，每一块都需要持续的财赋来源。北方草原本身的物产有限，西域商路能提供贸易利润，但农业地区才是最稳定的税基。

南宋所在的地方，恰恰是当时税赋潜力最大的区域。

攻宋，从财赋角度看，动力非常具体。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因素，在蒙古帝国内部的政治结构里头。

蒙古的汗位继承，从成吉思汗之后就不是简单的父传子，需要贵族会议推举，加上军事成就来巩固威望。窝阔台、贵由、蒙哥，每一任大汗都要有拿得出手的战绩，才能在内部稳住地位。

忽必烈在1260年坐上汗位，经历了与阿里不哥的争位之争，内部分裂在当时是公开的事实。向南扩张、统一南方，既是军事行动，也是对内部凝聚力的一次维系。

但南方太难打了。

蒙古骑兵在北方平原有极大的机动优势，进入南方之后，这个优势急剧压缩。四川盆地四周山地环绕，从陕西入川的几条路都是险道，大军展开困难。

长江以南水网密布，骑兵在水田和湖泊地形里根本施展不开。宋朝水军多年经营，沿江布防，配有火器，蒙古在陆地上的优势到了水面上几乎不复存在。

蒙古第一次大规模南下，是在窝阔台汗时代，1235年前后正式发动。

打了将近十年，宋朝被打得很苦，丢了不少土地，但始终没有被彻底打垮。1241年窝阔台去世，蒙古内部汗位出现争夺，南方战事随之中断。

这是宋朝得以喘息的外部因素，不是宋朝主动把蒙古打退的。

中断之后，双方在边境上又相持了一段时间。

忽必烈重新把南下提上议程，走的是和之前完全不同的路子。

他清楚骑兵在南方的局限，开始大力调整战术结构，引入工匠制造投石机等重型攻城器械，起用懂水战的将领，在重要节点上修建能供水军驻扎的水寨。

这些准备耗时很长，但指向一个明确的目标——控制汉水，打开通往长江的通道。

汉水上的咽喉，就是襄阳和樊城。

两座城隔水相望，互为犄角。拿下其中一座，另一座也难以单独撑住。蒙古军队从1267年开始对这两座城实施包围，在汉水上游部署水军，逐步切断从长江方向来的补给和援兵。

宋朝那边不是没有救援的意识，几次增援行动沿汉水强行进入，史料里有明确记录，但能送进去的物资有限，援军自身的损耗也很大。

守将吕文焕多次向朝廷告急，增援始终没能有效打破封锁，这一点史学界多有讨论，各方说法不一，但结果摆在那里。

1273年，城中粮尽，吕文焕出城。

这一仗打下来，蒙古军向长江中游推进的路线就基本打通了。随后数年，南宋的防线逐步收缩，临安于1276年被攻克，宋恭帝降。

但南宋的残余力量没有就此消失，一路向南撤，继续坚持了三年。

1279年，崖山海战，南宋最后的抵抗在广东沿海结束。陆秀夫背着年幼的少帝赵昺投入大海，这是史料明确记载的场景。随行军民众多，此后各自的下落已难以一一追溯。

参考来源：
1.《宋史》，元脱脱等撰，中华书局点校本
2.《元史》，明宋濂等撰，中华书局点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