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第六子袁克桓，也是袁世凯所有儿子里最出色的一个，南京大屠杀时，他靠着外资身份搭建难民营，硬生生救下四万同胞，抗战期间宁死不给日军提供工业物资，哪怕长子袁家宸被日军逮捕酷刑折磨，他依旧坚守民族立场，半步不退。
1943年秋天，天津一间会议室里，江南水泥公司的股东们面对着一个几乎没有选择余地的问题：日本方面要拆掉南京栖霞山那座水泥厂，把机器运到山东张店。所谓“商量”，其实已经接近最后通牒。
10月26日，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很干脆，对拆迁方案，全体不赞成。袁克桓也是这家公司最重要的经营者之一。明知道拒绝未必保得住机器，他们还是没有在文件上替侵略者把这件事变成一桩正常交易。
这场僵持，其实已经持续好几年。要理解袁克桓为什么一直不肯松手，还得把时间往前推。1935年5月1日，江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资本额240万元银圆，颜惠庆任董事长，袁克桓以“袁心武”的名字担任常务董事。
这不是一座小作坊。公司同丹麦史密芝公司签订合同，购买日产700吨、设计年产20万吨水泥的设备，单机器便有3000多吨。到1937年11月4日，整套设备终于试机成功。中国人花了两年多建设的现代化工厂，眼看就能投产，南京战事却已经逼到门前。
厂子还没来得及真正赚钱，先遇到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人怎么办？
1937年12月5日，德国人卡尔·京特、丹麦人贝恩哈尔·辛德贝格以及中方翻译人员赶到栖霞山下。他们是受厂方委托来护厂的。厂区随即升起德国、丹麦国旗，门口还挂上具有德、丹背景的牌子，希望利用日军对外国人员有所顾忌的现实，为厂区争取一层保护。
但很快，需要保护的已经不只是机器。
南京局势恶化后，周边百姓不断朝水泥厂涌来。厂房、宿舍、空地成了临时住处，留守职工和外籍人员又组织救济、医疗和粮食供应。这里不在南京城内的国际安全区，却慢慢形成了另一处重要的避难空间。
关于人数，不同时期留下的记录并不完全一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介绍多采用“两万余名”，江南水泥厂战后档案则留下过“约四五万人”的记载。无论采用哪一种统计口径，都能看出当时栖霞山一带聚集难民的规模之大。
辛德贝格那时才二十多岁。他不仅守在厂里，还驾车运送粮食和药物，设置简易医疗点，把日军暴行记录下来，并想办法把难民的求助信息送进南京城。京特同样不断与日军周旋。两名外国人的勇气值得记住，而他们之所以能够进入厂区、利用外商关系展开保护，与江南水泥厂董事会此前的安排密不可分。
战争真正考验袁克桓的地方，则发生在难民潮之后。
1938年春，日方已经发现，这座刚建好的工厂有现成设备，却一袋水泥也没有替他们生产。三井洋行、小野田水泥等方面随后提出“合作经营”，实际目的就是控制机器和生产能力。
袁克桓等人没有用一句简单的“不干”结束谈判，而是抓住买设备时留下的一条合同细节：购买丹麦机器的货款只付了八成，还有两成没有结清。既然钱没有付完，就可以主张机器产权尚未完全转到中方手中，日方便难以轻易把它当作中国企业资产直接接收。

这是一个相当聪明的拖延办法。
1938年拖到1939年，1939年又拖到1940年。日方越来越不耐烦，把企业纳入所谓“军管”，不断派人谈判。到了1941年，连厂区原先用于保护人员和设备的德国、丹麦国旗都被要求撤下。可直到这时，江南水泥厂依旧没有按照侵略者的要求正式生产。
而袁克桓面对的危险并不只在公司会议桌上。他的长子袁家宸当时还是年轻学生。现有袁氏家族材料记载，1938年，袁家宸因卷入耀华中学学生反抗日方的事件，被日本宪兵逮捕，关押约六个星期，袁家后来多方营救才把人救出来。
这件事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袁家已经亲身体会到日本宪兵的手段，也完全知道继续与占领者周旋意味着什么。可在此后的几年里，袁克桓并没有因为家人遭难，就把企业变成换取安全和利益的筹码。
1942年以后，局面进一步恶化。日方在山东张店发展轻金属生产，需要大量工业设备。1943年7月，日本方面正式提出拆迁江南水泥厂机器。9月，天津、上海两地董事会连续开会反对；10月，临时股东大会再次否决。到了11月底，公司人员还在北京与日方谈判。
结果还是没有挡住强拆。
1943年12月19日，大批日本技工进入厂区，26日开始动手。拆迁一直拖到1944年，水泥厂的重要窑、磨及其附件被分批运走。原本准备生产水泥的先进设备，最后被侵略者硬生生从基础上拆下来。
从经济账上看，这当然是失败。机器没保住，正常生产也谈不上，公司承受了巨额损失。
但换一个角度看，江南水泥厂从1937年建成到抗战胜利，始终没有成为日军可以正常使用的水泥生产基地。
作为核心经营者之一始终没有把企业主动交给侵略者使用。对于一个实业家来说，这就是那个年代最实际、也最沉重的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