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周总理宴请卓别林，卓别林指着桌子上的茅台道：“能送我一瓶吗？”周总理高情商回应，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1954年的夏天，日内瓦的莱蒙湖畔，有一栋白色的三层小楼。

楼叫花山别墅。

周恩来就住在这里。

那一年，新中国第一次以大国的身份，坐到了日内瓦会议的谈判桌前。

也是在那一年，他想起了一个人。

查理·卓别林。

那时候的卓别林，不在好莱坞，也不在美国。

他在瑞士一个叫韦威的小镇上避难。

美国政府禁了他的电影，不许他再入境。

一个给全世界带来笑声的人，被自己生活了四十年的国家，赶了出来。

周恩来知道了这件事。

他让人给卓别林打了一个电话。

请他和家人，来花山别墅吃饭。

卓别林接到电话的时候，心里是打鼓的。

他三十年代路过上海，见过梅兰芳，却从没见过共产党人。

更没见过周恩来这样的人物。

他带着一家人，如约去了。

车停在门口，他看见周恩来已经站在台阶上等他。

笑容满面。

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了一句话。

“啊，四十年前，就在银幕上认识您了。”

卓别林后来回忆，那一刻，他心里的那道墙，塌了。

一个正被自己国家抛弃的人，在另一个国家的总理嘴里，听到了尊重。

两个人坐下来，谈了很久。

谈会议，谈印度支那的和平。

谈中国的革命，谈那条走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

卓别林听得入神。

他用他特有的幽默，开了一个玩笑。

“看来，您现在再用不着走那么远的路了。”

周恩来仰头大笑。

到了中午，周恩来留卓别林一家吃饭。

桌上摆的是中国菜，还有茅台酒。

卓别林看着那杯透明的酒，喝了一口，眼睛亮了。

他指着茅台说：

“这种中国香槟，才是真正男子喝的酒。”

说完，他试探着问了一句。

“能送我一瓶吗？我想带回去做个纪念。”

他问得小心翼翼。

周恩来笑了。

他没有说什么漂亮话。

他只说了两个字。

“两瓶。”

你要一瓶，我给你两瓶。

这就是周恩来的回应。

没有机锋，没有俏皮话，只有一个大国总理的大方和真诚。

菜继续上。

香酥鸭端上来的时候，卓别林高兴得像个孩子。

他尝了一口，连连说，色、香、味、形，样样都好。

吃着吃着，他站了起来。

他给满桌的人，表演了几段鸭子步。

那个在银幕上逗笑了全世界的人，在日内瓦的这张餐桌旁，把自己最拿手的东西，献给了中国客人。

满屋子都是笑声。

吃完饭，卓别林还在回味。

他说，今天吃得满意，谈得高兴，是非常愉快的一天。

然后他话锋一转，有点遗憾。

“美中不足的是，我还有一个孩子没有来，没能尝到中国的美味。”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无心的。

周恩来听了，没有接话。

他转头吩咐工作人员，把厨房里那只备用的香酥鸭，还有烧饼，包起来。

让卓别林带回去，给那个没来的孩子。

卓别林愣住了。

他久久地看着周恩来，说不出话。

他没想到，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会把他随口说的一句话，放在心上。

分别的时候，卓别林把自己主演的两部电影，送给了周恩来。

一部叫《城市之光》，一部叫《大独裁者》。

周恩来把两瓶茅台，塞进了他的手里。

这一次见面，前后七个小时。

握手告别时，卓别林反复说着一句话。

“今天，是我毕生难忘的一天。”

三天以后，周恩来又派人送去一张照片。

照片上有他亲笔的签名。

后来的卓别林，真的爱上了中国。

他在瑞士看《梁山伯与祝英台》，看着看着，流下了眼泪。

中国艺术团去巴黎演出，他带着全家人，专程赶过去看。

他始终没有忘记，日内瓦的那栋白房子，那顿中国菜，那两瓶茅台，还有那只打包带回家的香酥鸭。

很多年以后，人们说起这段往事，总爱提那句“两瓶”。

要一瓶，给两瓶。

这不是什么外交辞令。

这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厚道。

是一个国家，对一个落难的朋友，最实在的善意。

周恩来后来跟身边的人说过一句话。

他说，卓别林为人正直，就像他在电影里扮演的角色一样，不愧为当代有影响的艺术大师。

那年夏天，日内瓦的湖水很平静。

一个让全世界笑过的人，在花山别墅里，真心实意地笑了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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