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十九年，礼部尚书成宁上奏嘉庆，要求将超勇亲王额驸策凌的牌位从东配殿中撤出。因为太庙东配殿规定，只有有军功的宗室亲王才配享有这一待遇，显然策凌没有这个资格。
成宁这道折子递上去的时候，满朝文武都觉得他疯了。策凌是什么人？康熙朝的女婿，雍正朝的副将军，乾隆朝的老王爷，虽然出身蒙古赛音诺颜部，可人家从康熙五十四年就开始跟着清军打准噶尔，雍正九年和通泊之战后，正是他带着蒙古骑兵在光显寺把准噶尔人打得元气大伤，这才有了后来乾隆朝彻底平定西北的底子。这样一个人，牌位放在太庙东配殿三十多年，从来没听谁说过半个不字，成宁一个新任礼部尚书，上来就要动他，这不是自找不痛快？
可成宁有他自己的道理。他查了太庙的旧档，东配殿里供着的，从康熙朝的图海、费扬古，到雍正朝的岳钟琪，再到乾隆朝的傅恒、阿桂，哪一个不是正经八百的满洲宗室或者八旗勋贵？策凌再能打，他姓博尔济吉特，是蒙古亲王，跟爱新觉罗家隔着一层呢。太庙是什么地方？那是皇家的家庙，东配殿里供的，按规矩就得是宗室亲王，外藩蒙古亲王再大的功劳，也得另找地方。成宁在折子里写得清清楚楚：策凌之功，在社稷不在宗室，若以功论，当配享功臣庙，若以宗室论，则非其分。这话说得滴水不漏，可问题在于，当年把策凌牌位放进去的，是乾隆本人。
嘉庆看到这道折子，头就大了。他爹乾隆活着的时候，最讲究的就是“十全武功”，策凌平定准噶尔、安定喀尔喀，那是实打实的功劳，乾隆四十六年特意下旨把策凌牌位请进东配殿，还亲笔写了祭文，夸他“忠勇冠军，蒙古第一”。现在成宁要撤，这不是打他爹的脸吗？可要是驳回去，成宁说的又确实占着理——太庙制度摆在那儿，宗室和外藩的区别，那是祖制，不是乾隆一句话就能改的。
嘉庆把折子留中不发，想晾一晾成宁，让他自己知难而退。可成宁这人认死理，过了半个月，又上了一道折子，这回说得更狠：策凌牌位若不定去留，则太庙东配殿之制，将从此紊乱，后世宗室亲王人人援例，外藩人人争功，朝廷何以处之？这话戳到嘉庆的痛处了。嘉庆朝本来就够乱的，白莲教刚平下去，天理教又闹了一出，连紫禁城都被攻进去过，他正想着整肃朝纲、重申祖制，成宁这时候提太庙制度，摆明了是给他递刀子。
嘉庆把成宁叫到养心殿，当面问他：“你知道策凌是谁请进去的？”成宁磕头：“臣知道，是高宗纯皇帝。”嘉庆又问：“那你还要撤？”成宁说：“臣只知有太庙之制，不知有高宗之旨。若高宗之旨合于制，则臣当遵旨；若不合于制，则臣当遵制。”这话一说，嘉庆半天没吭声。他心里明白，成宁说得对，可这事牵扯太大，他得找个台阶下。
最后嘉庆想了个折中的法子：策凌的牌位不撤，但也不留在东配殿正位，而是移到东配殿偏殿，另设一龛，注明“外藩亲王有功者附祀”。这样既保全了乾隆的面子，又维护了太庙的宗室制度。成宁虽然不满意，可也知道这是皇帝能给的最大让步了，再争下去就是不识抬举，只好磕头谢恩。
可这事还没完。成宁回去之后，越想越觉得憋屈，他本来是想借策凌的事立个规矩，结果规矩没立成，反倒让皇帝和了稀泥。他思来想去，又上了一道密折，这回不说策凌了，直接说太庙东配殿的制度本身就有问题：宗室亲王配享太庙，那是天经地义，可外藩亲王就算功劳再大，也不该跟宗室混在一起。他建议嘉庆把东配殿的外藩牌位全部清查一遍，该移的移，该撤的撤，彻底把规矩定死。
嘉庆接到这道密折，气得差点把茶碗摔了。成宁这是要干什么？非要把他爹的旧账翻个底朝天？可转念一想，成宁说的又不是没道理，太庙制度确实该整肃了，不然以后谁都能往里塞人。嘉庆琢磨了三天，最后下了一道明旨：太庙东配殿只供宗室亲王，外藩亲王有功者，一律移入功臣庙，策凌牌位也不例外。这道旨意一下，满朝哗然，可谁也不敢再说什么，因为嘉庆把祖制搬出来了，谁反对谁就是反对祖制。
成宁接到旨意，心里反倒不踏实了。他本来只想撤策凌一个人，没想到嘉庆把整个东配殿的外藩牌位全清了。这下可好，他成宁成了众矢之的，那些被移出东配殿的外藩亲王后人，恨他恨得牙痒痒。可成宁不怕，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对的事，太庙是皇家的家庙，就该按皇家的规矩来，外藩再亲，也是外藩，功劳再大，也不能乱了根本。
这事过去之后，嘉庆对成宁反倒高看一眼。他知道成宁这个人认死理，可认死理的人往往靠得住。没过多久，嘉庆就把成宁调去管户部，让他去整顿财政。成宁去了户部之后，果然又跟那些积年的老吏干上了，查账、追亏空、定章程，把户部弄得鸡飞狗跳。可嘉庆不管，他就需要这样的人，一个敢跟死人较真的人，活人反而拿他没办法。
至于策凌的牌位，最后到底还是没留在太庙东配殿。成宁后来去功臣庙看过一次，策凌的牌位摆在最前面，香火不断，倒也不比太庙差。成宁站在牌位前头，看了半天，说了一句话：“王爷，您别怪我，规矩就是规矩。”说完就走了，再也没提过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