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 年 11 月，杭州举行公判大会。宣判时，熊紫平激烈反抗，四名法警将其控制。熊紫平依仗家世身份，长期伙同他人犯罪，在当地造成恶劣影响。法院依法判处熊紫平死刑立即执行。这起案件，印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特权不能凌驾国法之上。

1979年以前，杭州清波门派出所已经和熊家兄弟正面碰过。
一次，熊北平因流氓活动面临拘留，他当场把父亲搬了出来。父亲熊应堂是开国少将，曾在浙江任职。熊北平威胁派出所负责人，说父亲马上就要回来，要他“考虑自己的后果”。所长没有退，让民警把人扭送进派出所。另一次，熊紫平殴打群众，派出所要求他作检查，还从工资里扣出二十元赔偿医药费。

民警敢管，事情却没有停。
熊紫平、熊北平是一对孪生兄弟，一个在杭州重型机械厂工作，一个在杭州制氧机厂工作。1974年5月至1978年8月，两人纠集马少华、钱永敏等人，持续实施强奸、猥亵等犯罪。1979年新华社报道，涉及妇女一百余人。清波门居民委员会治保干部胡秀英揭发他们以后，熊北平曾持刀威胁她一家。一次次单独处理，始终没有切断这个团伙的活动。

到1978年，前后几年的处置已经呈现出明显差别。基层公安并非从未处理熊氏兄弟，可团伙犯罪已经延续四年多。一次殴打按一次殴打处理，一次滋事按一次滋事处理，分散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侵害没有汇入同一宗案件。熊氏兄弟每次面对的，往往只是眼前这一件事，家庭身份带来的威吓也就在这种缝隙里反复出现。

1978年10月以后，杭州市公安局开始集中侦查。

半年多时间里，办案人员查访六百多人次，寻找受害者、证人，核对发生时间、地点和人员关系。过去散在工厂、街道、居民中的举报和冲突，被一件件重新核实，逐渐汇成可以交给检察机关审查的一套案卷。

处理方式一变，熊氏兄弟手里的家庭身份也跟着失去了一部分作用。它可以出现在派出所的一句威胁里，可以让居民担心报复，却无法替代一份份笔录。

案件进入连续程序以后，也不再只压在某一个派出所、某一个民警肩上。

1979年2月18日，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0月30日和11月7日，法院先后开庭。判决作出后，熊紫平、熊北平等五人提出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从公安侦查到检察起诉，再到一审和终审，同一案件已经由不同司法机关连续接手。

熊氏兄弟曾经借父亲身份压人，熊应堂本人在案件审理中的位置却不同。

多年后，参加终审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于世仁回忆，法院办案时没有受到熊父干扰，熊应堂也没有出面干涉。儿子嘴里的军衔曾是威胁别人的筹码，到了法院程序里，并没有变成一项可以改写裁判的力量。

兄弟二人的判决也没有完全相同。
熊紫平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熊北平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案另外六人分别被判三年至十五年有期徒刑。于世仁后来回忆，熊北平在审理中开始认罪交代，熊紫平态度恶劣。法院最后分别确定刑罚，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刑事责任分别进入判决。

这一年，全国刑事立法也在重新铺开。
1979年7月，全国人大通过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其中刑法规定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熊案2月已经起诉，11月终审时，新刑法距离正式施行还有一个多月。

案件发生在统一刑法已经公布、尚未正式生效的过渡阶段。

11月14日下午，浙江省体育馆坐进六千多人。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读已经经过终审的判决。熊紫平死刑立即执行，熊北平死缓，其余六人分别服刑。熊紫平当日下午被执行死刑。

公判之后，杭州不少单位召开讨论会、座谈会。

11月18日，《人民日报》刊出杭州的反应，杭州制氧机厂一些干部家庭出身的工人谈到，干部子弟没有违法的特权。几年前，熊北平还曾拿父亲即将回来威胁派出所；到1979年11月，公安的案卷、检察院的起诉书、市中院判决和省高院终审裁定已经接在了一起。

熊紫平当天被执行死刑，熊北平进入死缓执行程序。
熊家的军衔仍是两人的家庭背景，却没有改变终审裁定，也没有在八名被告分别确定的刑罚之外，另开一条处理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