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年，一二〇师发生一起针对贺龙的刺杀密谋。警卫排副排长吴聋子被敌方重金收买，拉拢警卫员田仁明，计划刺杀贺龙。田仁明假意应付，及时向组织上报，提前粉碎了这起阴谋，叛徒随后被处置。

1939年的一二〇师，师部很难在一个地方安稳待着。

这一年，贺龙率部在冀中、冀西连续作战。春天有齐会战斗，入秋以后部队又转到太行山东侧，9月底打了陈庄战斗。部队移动，师部跟着移动，警卫人员每天面对的也不只是门口有没有陌生人。谁能接近首长，谁知道首长的行动，谁值哪一班岗，这些都直接关系到安全。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十八岁左右的田仁明被调进一二〇师司令部警卫排。
他的年龄很小，军龄却已经不短。
1933年，田仁明参加红军。长征时，他跟着队伍翻雪山、过草地，病重掉队以后又被战友救回来。193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以后，他进入一二〇师教导团学习，到1939年10月毕业，随后来到师司令部担任警卫员。

这段经历后来变得很要紧。
贺龙身边最危险的一次内部风波，并不是从一个陌生刺客翻墙开始的。

危险出在警卫排内部。
田仁明晚年留下的回忆中，警卫排有一名副排长叫吴聋子。吴聋子找到他，提出要一起对贺龙下手，还拿钱财、生活享受和职务相诱。

有关记述甚至保留了“团长”这个许诺。
他已经在警卫人员中寻找参与者，田仁明得知以后，当夜把此事报告给了贺龙。

警卫排副排长和普通刺客的分量不一样。
一个外来人员接近师部，要经过岗哨，要说明身份，还要面对警卫盘查。副排长本来就在这套警戒体系里面。

他认识值勤人员，能够接触警卫员，也更容易了解首长身边的安排。
可这种便利也有一个限制：一个人若想把谋害变成可以执行的行动，往往需要别人配合。

吴聋子开始拉人，秘密便不再只属于他自己。
田仁明接到的并不是一项正式命令。对方职务比他高，许下的条件又很重。可田仁明没有顺着这条路往下走。

那天夜里，消息越过副排长，直接到了贺龙那里。
警卫系统里的关系一下变了。

在报告以前，师部并不知道身边有人准备下手；报告以后，吴聋子的身份、接触过谁、准备干什么，都已经成为可以调查和控制的对象。原先能够给他提供便利的内部岗位，从这一刻起反倒把他限制在了一个很小的人员圈子里。

随后，一二〇师方面采取处置，相关破坏活动被制止。

这一点很容易被忽略。
一次刺杀如果已经响枪，人们看到的是枪手、伤亡和现场；可1939年的这件事被截断得更早。师部得到消息时，对方还处在联络人员、扩大参与者的阶段。

田仁明提供的价值，也正在这个时间差里。他没有等吴聋子把更多人拉进去，没有等行动日期确定，也没有等危险变成已经发生的结果。内部警卫出现异常的消息，被提前送到了能够调动整个师部警卫力量的人手中。

而田仁明能够作出这个选择，与他的年龄并不相称。
1939年的他只有十八岁左右，却已经在红军中生活六年。长征途中，他见过部队在极端困难下维持组织，也接受过教导团训练。

一个人的军龄、党龄和长期部队生活，在那一夜比年龄更有分量。
吴聋子找到了一个年轻警卫员，却没有找到一个刚刚进入军队、对组织关系陌生的新兵。

后来田仁明继续留在一二〇师。1942年前后，他离开警卫岗位，开始担任基层指挥职务，此后做过连长、营长、团长。新中国成立后，他仍在军队工作，后来进入铁道兵系统。

他与贺龙之间，还留下过一件具体的东西。
田仁明离开贺龙身边去任连长时，贺龙把自己随身携带多年的一把战刀送给他。田仁明后来带着这把刀继续作战。没有记录把这把刀说成1939年那次报告的奖赏，它只是两人多年军旅关系留下的一件实物。

1939年的那次风波，本身反而没有留下多少东西。

留下来的，是一条很短的行动链：警卫排内部有人谋划对贺龙下手，开始拉拢同伴；一名年轻警卫员得到消息，当夜上报；师部随即介入，行动被截断。

吴聋子想增加一个参与者。
结果，他把原本藏在警卫排内部的危险，亲手送到了贺龙能够知道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