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出于安全考虑，中央一般优先安排毛主席乘坐火车外出视察。周总理、刘少奇、朱德都曾多次乘坐飞机。毛主席曾多次提出想要乘坐国产飞行员驾驶的专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考虑到初创时期空军的安全风险，多次婉言劝阻。

到195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人乘飞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张瑞霭从1954年起长期承担周总理的专机任务，刘少奇、朱德也有乘坐专机的记录。毛主席却不同。

他外出视察的长途行程，仍长期主要依靠铁路。

差别不在于毛主席没有坐过飞机。
1945年赴重庆谈判，他乘坐的就是美式军用飞机。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的警卫规格提高，铁路交通便于组织沿线警戒、临时停车和调整计划，成为远途出行中更常使用的方式。

另一边，人民空军还很年轻。
1949年11月，人民空军领导机关正式成立。早期飞行干部中，有不少人从陆军选调，重新进入航校学习飞行。飞机、发动机和不少技术装备主要来自苏联。

1952年，北京组建空军独立第三团，开始承担中央领导人和重要外宾的专机运输任务。飞行员有了，专机部队也有了，但一支成立不过几年的空军，要接下毛主席的飞行任务，承担的已经不只是把飞机从一个机场飞到另一个机场。
1956年春，毛主席决定南下广州。

此前曾有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让苏联顾问团的飞机承担任务。毛主席没有采用。他要坐由中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这里有一道很清楚的界线：飞机仍然可以是苏联制造的，驾驶、领航、通信以及地面保障，则要交给人民空军自己的人员。

任务落到刘亚楼手里以后，他先处理的也不是快慢，而是哪一种飞机更有把握。
当时可供选择的机型中，伊尔－14更新，速度也更快；里－2服役时间较长，性能已经落后一些。按一般人的眼光，新飞机似乎更适合承担重要任务，刘亚楼却选了里－2。原因很具体，伊尔－14进入部队时间较短，机组掌握程度还不够深，里－2虽然慢，飞行员却已经飞得很熟。

最高等级的专机任务面前，纸面性能让给了实际掌握程度。
空军随后安排主机和副机，检查飞机、发动机以及通信设备，并由熟悉里－2的机组执行飞行。毛主席要求中国人自己飞，刘亚楼并没有因此放宽标准，反而把能够提前排除的风险一项项压下去。
1956年5月3日，毛主席从北京西郊机场登机。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次乘飞机外出视察。专机向南飞行，在武汉落地加油，再继续飞往广州。里－2巡航速度只有每小时二百多公里，远不及后来大型运输机，从北京到广州仍需长时间飞行，但与铁路相比，南北之间的工作行程已经明显缩短。

毛主席到广州并不是为了完成一次象征性的乘机。
当时《论十大关系》提出不久，他仍在密集了解工业、农业和经济建设情况。抵达广州以后，会议、调查和听取汇报继续进行。过去需要在铁路上耗费较长时间的远距离移动，这一次由人民空军在一天内完成。

5月的南下顺利结束，真正把飞行风险摆到眼前的，是一个月后的返程。
6月4日，毛主席乘专机从广州返回北京。副机飞过河北一带后，后面的主机遇到积雨云。雷电对通信造成干扰，地面一度无法与飞机保持正常联系。机组没有直接闯入雷雨区，而是改变航向，绕向沧州，再经天津方向返回北京。

飞机最终安全降落。
这次经历没有使毛主席此后彻底停止乘机，也没有让空军把专机任务变成一项可以照常执行的普通运输。1957年，毛主席计划乘飞机前往杭州时，航线上再次遇到不利天气，刘亚楼仍然提出改变行程。飞行任务能否执行，继续受天气、机型、机组掌握程度和备降条件约束。

1956年广州之行于是留下了一条很具体的变化。此前，人民空军已经能为周总理、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人执行飞行任务；从这一年开始，它又接下了毛主席的专机任务。

毛主席给出的条件，是让中国飞行员来驾驶；刘亚楼接下这个条件以后，没有拿更新、更快的飞机去冒险，而是把任务交给当时最熟悉的飞机和机组。

那架里－2并不是国产飞机，也不是当时性能最好的运输机。
可从北京到广州，再从雷雨区外围绕回北京，驾驶舱、领航席、通信岗位和地面保障位置上，站着的已经是人民空军自己的人员。

此后的专机每一次起飞，仍要重新检查飞机，判断天气，确定航线，准备备降机场。
1956年5月3日改变的，只是一件很具体的事：毛主席的远途飞行任务，从此也可以交到这支成立不过数年的空军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