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姓公不姓私，社会主义姓公不姓私，那些热衷于搞私有化的无疑都是假共产党，假社会主义。 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公有制才能保证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才能真真正正地为人民服务。


中央曾公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一边允许非国有资本通过入股、收购股权、股权置换等方式进入国企，一边要求公开交易、严格程序、强化审计，严防国有资产流失。同一份文件里，资本可以混合，全民财产却不能趁混合之机悄悄进了少数人的口袋。

如果把“公”简单理解成所有企业都必须百分之百国有，这份文件很难解释。它没有把民间资本挡在门外，却把侵吞、输送、低价处置国有资产列入重点防范范围。国务院随后专门发文强调，企业国有资产属于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监管对象包括内部人控制、权力缺乏制约以及国有资产流失。

这条制度界线在1997年已经写得相当清楚。
十五大报告提出，公有制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地方：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这个判断看的是全国经济结构和控制力，并不要求每个地区、每个行业、每家企业都保持同一种产权形式。

报告还明确，股份制可以成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往前十年，中国还没有把私营经济放到今天的位置。

1988年宪法修正案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当时给它的身份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9年宪法再度修改，“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进入国家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位置随之发生变化。

公有制的基础地位却没有从宪法中退出。
现行宪法第六条仍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同时规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七条继续规定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两种规定被放在同一部宪法、相邻条文中。

因此，“公”的制度含义并没有缩成“企业只能有一种所有制”。
国有资本要守住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公共服务和重大基础能力的部分；全民所有的资产进入交易、重组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时，还要经过估值、监管、审计和责任追究。

与此同时，法律允许私人资本经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也允许它依法进入部分混合所有制企业。所有权可以出现多种形式，公共资产却不能被掌握权力的人借改革据为己有。2015年的国企改革文件把这两件事同时写得很具体。

共产党自身的“公”，又是另一道约束。
1944年9月，毛主席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

到1945年七大，“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被正式写进党章。七大党章要求党员理解党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倾听群众呼声。今天的党章仍规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外，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这套规定约束的是党员怎样使用权力、党把什么利益放在前面。

一个党员如果借国企改制、产权交易或者公共权力为自己和特定关系人输送全民资产，触碰的就不只是企业经营方式，还包括党章关于私利和特权的限制，以及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划出的边界。至于一家守法经营的民营企业，仅凭私人产权这一点，现行制度并没有把它排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外。

2025年通过的《民营经济促进法》把这层关系写得更直接。
法律一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一面规定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明确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要求民营经济组织守法经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并承担相应社会责任。

到2026年的“十五五”规划，这种安排仍没有改变。
规划同一章中，前一节要求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使国有资本进一步向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公共服务和战略领域集中；紧接着下一节要求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推动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民营企业公平开放。

于是，一条持续几十年的线索落在了很具体的地方：关系全民共同利益的国有资产有人监管，关键领域的国有资本保持控制力，党员不得利用权力谋取规定之外的私利；与此同时，私人资本在法律范围内经营、投资和竞争，也被放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之内。

那份国企改革文件因此留下了一道很清楚的界线。非国有资本可以走进国企股东名册，国有资本也可以进入非国有企业；但全民财产一旦在暗箱交易里变成个人财富，审计、监管和追责就会跟着进场。

那几张产权交易表格上，“公”与“私”的分界，落在了资产究竟属于谁、权力究竟替谁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