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十四史中，有两部书最负盛名。一部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另一部被司马光自己定位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它们就是《史记》和《资治通鉴》。
两部书内容有大量重叠，都是史学巅峰之作。但毛泽东对它们的评价，却截然不同。他读《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却说“每读都获益匪浅”。他也高度赞赏《史记》，却将其视为超越历史的精神宝库。
同样是好书，为什么在毛泽东眼中，它们的定位如此不同？答案，藏在他对两本书的具体评价里。
毛泽东对《史记》的感情，早在青年时代就扎下了根。
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他写下：“司马迁览潇湘，登会稽，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他从司马迁的游历中，悟出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道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后来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核心思想，也成了共产党人的工作方法。
但《史记》对毛泽东更深的影响，不在方法论，而在精神层面。
司马迁面临生死抉择时，选择了忍辱负重，写下“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毛泽东将这句话奉为人生准则。1944年，他在《为人民服务》中写道：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这句话的源头，就在《史记》。
在毛泽东眼中，《史记》不只是历史，更是一部关于气节、奋斗和牺牲的精神指南。它写的是人物，是性格，是命运，是那些在困境中依然挺立的人。
与《史记》不同，毛泽东对《资治通鉴》的评价，更偏向“技术层面”。
他的第一个评价是：这是一项大工程。司马光等人历时十九年，从公元前403年写到公元959年，横跨1362年。工程量之浩大，当得起“大书”二字。
第二个评价是：写得好。毛泽东晚年多次与孟锦云讨论此书，总结出三大优点。
第一，开宗明义。司马光从三家分晋写起，一上来就点明：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所以天下大乱。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开篇就立住了全书的基调。
第二，叙事有法。编年体以时间为中心，但司马光巧妙运用倒叙、插叙、总结，详略得当。赤壁之战，他用六分之五的篇幅写战前决策，只用六分之一写战场厮杀。为什么？因为决策才是胜负的关键。
第三，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不仅记国家兴衰，也记个人兴衰。写得最精彩的是霍光，从权倾天下到家族覆灭，字字珠玑。
毛泽东说，这本书他读了十七遍，每读都有新收获。
那么，两部书最根本的区别在哪里？
第一，创作方式不同。《史记》是司马迁个人历时十四年完成的纪传体通史，他实地考察，用心专一。而《资治通鉴》是司马光领衔，五人核心团队加上众多助手，历时十九年完成的官方编年史。一个是个人绝唱，一个是集体工程。
第二，立场不同。毛泽东直言：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资治通鉴》的立场观点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司马光写赵匡胤，极尽赞美，十全十美。毛泽东反问：十全十美，全信行吗？而《史记》不同，司马迁敢写刘邦的好色和无赖，敢为李广、李陵鸣不平，敢把项羽写进本纪。它写的是真实的人，不是完美的神。
第三，本质不同。《资治通鉴》是帝王教科书，为统治者提供治国借鉴。而《史记》是精神礼物，它讴歌人物，记录命运，为后人提供信念支撑。
毛泽东对两部书的定位，其实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道理：
《资治通鉴》教人如何治理国家，如何权衡利弊，如何从历史中找规律。它是实用主义的，是写给掌权者看的。
《史记》教人如何面对困境，如何坚守气节，如何在生死之间做出选择。它是理想主义的，是写给所有不愿屈服的人看的。
一个照亮前路，一个教人治国。两者都伟大，但伟大的方向不同。
这或许就是毛泽东读了十七遍《资治通鉴》，却把《史记》里的那句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刻进骨子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