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7日，毛主席在河南襄城县视察谷子田。视察时毛主席走进齐胸高的谷田，提议在此拍照，并特意嘱咐摄影师：不要只拍我，要把这片谷地好好拍下来，让北京的人看看庄稼长势，充分体现对农业生产、粮食丰收的重视。

1958年8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出毛主席视察河南农村的消息。
版面上有两张新华社记者侯波拍摄于襄城的照片，一张是烟田，一张是谷田。谷田照片的图注写得很短：“参观农业社的谷子丰产田。”

照片拍摄于五天前。
8月7日早晨，毛主席原定去许昌附近察看农业生产。连日降雨，道路难行，行程临时调整，汽车沿许昌至南阳公路驶向襄城。

7时30分左右，一行人在双庙乡郝庄停下。
陪同者有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等人。毛主席先走进一块烟田。田头立着木牌，上面写着农业合作社、生产队以及亩产计划和增产措施。

这块木牌很能说明1958年夏天农村里的气氛。河南各地正在不断提高生产指标，襄城烟叶已经出现亩产数万斤的计划，长葛玉米试验田同样报出极高目标。田里的作物还没有收获，数字已经先写上了牌子。几天后的全国报纸上，各种高产消息也在密集出现。

毛主席没有站在地头听完汇报便离开。
他沿着烟垄往里走，看作物，也问生产情况。田间有露水、有泥，摄影记者跟着移动。他从烟田出来后对侯波说：“不要光照我，应该照这。”手指的是身后的烟田。

《河南日报》记者宋海燕留下了另一段记忆。宋海燕晚年回忆，当时他也背着相机跟随采访。毛主席从烟田出来后，他准备拍摄，毛主席指向旁边的谷子，同样说了“不要光照我，应该照这儿”。

随后人走进谷地。宋海燕记得谷株很高，毛主席站进去后，谷穗已经遮到胸前附近。毛主席又招呼吴芝圃、史向生过来合影，说要让北京的人看看这里的庄稼。

两种记述在人名和所指作物上存在差别，现场的行动却留下了共同结果：相机没有一直追着毛主席的脸，烟田和谷田都进入了画面。

宋海燕重新取景时向后退了几步。

那时的相机没有今天这样的变焦条件，人往后退，镜头里的庄稼便多起来。最终留下的合影中，几个人站在谷穗之间，人物没有占满画面。大片作物包围着他们。
这个动作放回8月7日全天的行程里，并不孤立。

毛主席在襄城察看的对象一直是农业生产，郝庄之后还去了其他合作社，看烟叶、谷子，随后又到长葛。此前和此后几天，他连续在河南、山东等地考察农村。农业怎么组织，庄稼长得怎样，各地报出的产量有多高，当时都集中到了这些田间视察中。

相机能解决的只有一个问题：把眼前的庄稼留下来。
它解决不了另一个问题：这些庄稼最后究竟能收多少。
8月7日谷子仍长在田里。8月12日《人民日报》已经把它称作“谷子丰产田”，可“长势好”“计划高产”和“实际收获”并不是同一件事。

田间的植株能够被拍下来，最终产量却必须经过成熟、收割、称量。


1958年农业生产中迅速膨胀的高指标，随后造成的浮夸风，也成为当年“大跃进”严重问题的一部分。中共党史大事记后来明确把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列为这一时期严重泛滥的错误。

还有一个时间差更容易被忽略。
8月上旬，人民公社正在迅速成为农村政治生活中的新名词。

毛主席在河南、山东考察期间多次谈到把小社并成大社的问题。8月17日以后召开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此后全国公社化迅速推进。

可在8月7日的襄城，田头木牌写的还是“农业合作社”。宋海燕晚年回忆，他拍摄的那块谷地实际是一户社员的自留地。此后，同一背景的毛主席照片曾被制成宣传品，配上“人民公社好”的文字。照片里的谷穗没有变，田地所承担的制度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也使8月7日那个拍照动作有了一条很清楚的边界。
当时毛主席把摄影者的镜头从单纯拍人移向作物，是在把农业生产本身推到画面中央。

他当天连续下田，看的是烟叶和谷子，问的是生产，照片所留下的也是这些具体对象。至于谷田是不是已经达到宣传中的高产，后来又被赋予怎样的公社化含义，都不能由那一刻的快门替代。

宋海燕此后长期记着那句“应该照这儿”。1959年，他写下《当我给毛主席照相的时候》，摄影之外又开始写摄影评论。

而1958年8月的那张照片一直留在那里。
画面里，毛主席和几名干部站在谷穗中。田里的谷子还没有收割，纸上的高产数字已经在向前跑。镜头被要求多装下一些庄稼，恰好把那个夏天最具体、也最复杂的一幕留下了：人已经走进田里，粮食究竟有多少，还得等镰刀真正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