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党中央诚挚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与开国大典。毛主席认为，若缺少宋庆龄，无论对内对外都是巨大缺憾。最初宋庆龄因内心顾虑，迟迟没有应允。几经沟通，她同意北上，并提出几项诉求，其中两条党中央当即应允，最后一条却让大家颇为为难。周恩来巧妙权衡，妥善化解难题，宋庆龄最终顺利抵达北平，登上天安门城楼。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进行选举。
中央人民政府六位副主席中，宋庆龄名列其中。33天前，她还没有踏进北平；两个多月前，她甚至不愿以任何团体代表的身份参加新政协，只希望以个人身份旁听。

这场会议通过《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9月27日，会议决定把北平改名为北京，三天后完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选举。宋庆龄最终以特邀代表身份坐进会场，又在闭幕前被选入中央人民政府最高领导层。

7月，上海与北平之间专门为她的参会身份往返电报。

民革等方面希望她以本团体代表名义参加，妇联代表也曾被考虑。宋庆龄表示身体不好，不能经常参加团体工作，也不愿挂在某个团体名下。邓颖超随后向中央提出，把她列为特别邀请代表。

8月13日，周恩来又主张等她抵平后当面商定。

政协开幕时，宋庆龄没有进入民革或妇联代表名单，而是以特邀代表身份正式出席。9月30日的选举，又把她从一名受邀参会者推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位置。

年初第一次邀请发出时，事情还停留在另一个问题上：她能不能安全离开上海。
1月19日，党中央尚在西柏坡，毛主席、周恩来联名致电宋庆龄，请她北上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上海仍在国民党控制之下，护送安排把本人同意和途中安全列在前面。

负责联系的人没有得到她的明确同意，不能贸然安排启程。

宋庆龄当时又患有炎症和高血压。她回复准备留在上海等待解放，用了“一动不如一静”几个字。另一封信中，她说明自己正在治疗，暂时不能成行，同时表示精神始终跟着这一事业。第一次北上安排随即停下。

5月底，上海解放，原来的安全障碍消失。
6月19日，毛主席再次亲笔致函，请她北上共商“建设大计”；21日，周恩来又写信相邀。邓颖超带着两封信赴沪，廖梦醒同行。

第一次邀请是电报联系，第二次已经变成专人赴沪面谈。

宋庆龄仍没有立即决定日期。孙中山1925年病逝于北平，此后二十多年，她没有再去。廖梦醒后来回忆，宋庆龄谈及北平时，把那里视为自己的伤心之地。身体、长途旅行和旧日记忆都摆在眼前，启程日期继续商量。

等她同意以后，两地往来的电报迅速落到具体事项上：卧车、餐车、途中照料、抵平住所、会议日期、代表身份，都要逐项落实。会议日期有变化，她的行程也跟着调整。宋庆龄没有被要求先接受某个团体的名义，北平也没有替她直接决定出发日期。

到8月初，她又提出抵平后的几项要求：不要举行欢迎会；希望探望张治中等留平和谈代表；事前不要通知，也不要有人到车站迎接。

8月3日，邓颖超把这些要求报告周恩来。
她主张前两项按宋庆龄的意见办理，第三项作调整，周恩来、何香凝等熟识者仍应到站。周恩来回电同意，并要求把接站人选报来，安排不要太唐突。

此前，宋庆龄不愿以某一团体代表身份参加会议，中央最后给她留下特邀代表的位置；这一次，她不愿铺张迎接，接站却没有完全取消。

两件事的处理都留出了她本人提出的边界，同时又没有撤掉正式的政治身份和接待礼仪。

8月26日，宋庆龄从上海启程。28日，列车抵达北平。
到站迎接的有毛主席、朱德、周恩来以及多位民主人士。实际接站安排已经超过“不通知、不接站”的原要求，第三项没有按字面执行。

不到一个月，9月21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宋庆龄以特邀代表身份入席。9月30日，她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日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她同其他主席、副主席、委员一起宣布就职。

会议结束后，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前往天安门。宋庆龄随队登上城楼。8月讨论的还是谁去车站迎她，10月1日，她已经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站在那里，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