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称孙中山是”国父”，他用金圆券搜刮民脂民膏！汪精卫称孙中山是“国父”，他死心塌地的为日本人服务！中国共产党称孙中山是”革命先行者”，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48年秋天，上海一些银行门前挤满了人。有人抱着银元，有人攥着外币，还有人拿出家里压箱底的金饰。
他们不是来做买卖，而是被要求把这些真正值钱的东西，换成刚刚发行的金圆券。柜台收走的是一个家庭多年积攒的家底，交出来的却是一张迅速贬值的纸。
这个场景，比任何口号都更能说明问题：蒋介石虽然尊称孙中山为“国父”，可他所掌握的国民党政权，最后连老百姓手中的一点积蓄也没能保住。“国父”这个称谓并非1948年才出现。
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便在公开活动中这样称呼他。1940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会作出相关决议；同年4月1日，重庆国民政府正式通令，尊称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
称呼非常尊崇，现实却越来越沉重。全面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依靠大量发行法币弥补财政缺口。
到了抗战胜利以后，军费、官僚机构开支和财政赤字继续扩大，印钞速度没有停下来。市场上的钱越来越多，能够购买的粮食、布匹和日用品却没有同步增加，物价因此不断上涨。
1948年初，法币已经接近失去正常货币功能。以大米为例，同年1月每石价格约为150万元法币，到了8月中旬已涨到五千多万元。
普通人领到工资，往往不敢久放，得赶紧换成生活用品。稍微迟上一两天，购买力就可能明显下降。
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公布财政经济紧急措施，第二天开始发行金圆券。一元金圆券兑换三百万元法币，同时宣布金圆券发行额以二十亿元为限。
私人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币，也必须在规定期限内交出兑换。这一招看起来像是给货币“重新起名”，其实还有一个更直接的目的，就是把散落在民间的硬通货集中起来。
法令规定得很严，不按时兑换就可能被没收。上海还开展所谓“打虎”，查封货物、实行限价、追查黄金和外汇交易，一时间声势很大。
可是，货币信用不是靠命令就能建立的。财政亏空没有堵住，钞票仍在大量印刷；商品供应没有改善，行政限价反而使一些货物转入黑市。
原先宣布的二十亿元发行上限，很快就被突破。到1949年5月，金圆券发行量已比最初规定的上限增加约六十五万倍。
米价、布价一天几变，许多人的工资变得不够买一顿饭，有人多年积攒的金银被收走，换回的金圆券却成捆成捆地失去价值。所谓币制改革，最终让普通百姓承担了最重的损失。
孙中山讲民生，希望改变人民贫困的处境，蒋介石也不断使用孙中山的画像、遗训和纪念仪式来证明自己的政治身份，可金圆券留下的却是通货膨胀、储蓄蒸发和市场混乱。一个“国父”的称谓，并没有换来对民生的真正负责。

就在重庆国民政府正式确定“国父”称谓前两天，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日本侵略者扶植下，于南京拼凑起伪政权。两个政权都试图争夺孙中山留下的政治旗号，却走上了完全不同于孙中山民族立场的道路。
汪精卫曾追随孙中山，也熟悉国民党的各种政治符号。投敌以后，他仍自称继承孙中山事业，继续使用国民党的旗帜、纪念仪式和组织名称。
汪伪政权甚至努力把自己装扮成战前南京政权的延续，以此掩盖依附日本的事实。这种包装经不起检验。
1938年年底，汪精卫离开重庆，经昆明前往越南河内，随后发表“艳电”，公开主张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日本发动的是侵略战争，汪精卫却把放弃抵抗说成“和平”，把向侵略者让步说成“救国”。
汪伪政权成立后，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受日本控制。它组织伪军配合日军进攻抗日力量，利用特务机关搜捕抗日志士，还帮助侵略者维持对沦陷区的统治。
老百姓面对的不是和平，而是征粮、搜捕、压迫和战乱。孙中山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列强欺压中国。

汪精卫一面摆放孙中山画像，一面依靠日本军队维持权力，两者之间没有真正的继承关系。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病死于日本名古屋。
他留下的历史结论，也没有因为那些隆重称呼而改变。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评价，落脚点不在个人神化，而在“革命先行者”这几个字上。
看重的是他反对封建专制、推动辛亥革命、主张国家统一，以及为民族复兴奋斗的历史功绩。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中国共产党人帮助改组国民党，推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这段合作经历，是后来纪念孙中山时始终受到重视的重要原因。1956年11月12日，在孙中山诞辰90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明确称他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肯定他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以及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功绩。
这个称谓强调的不是血缘式尊崇，而是他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开创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恢复经济、发展工业、兴修水利、普及教育、改善医疗，这些工作落到百姓的衣食住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