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17日，溥仪，清朝的末代皇帝病逝于北京，一个问题马上摆在了家人面前，究竟该以何种规格来安葬他呢？思来想去，最后还是上报给了国家，周总理答复了三个“可以”。
家里人最开始听到这三个“可以”，心里反倒更没底了。第一个“可以”，是周总理说溥仪的遗体既可以火化，也可以土葬，让家属自己拿主意。第二个“可以”，是说骨灰或者遗体可以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也可以选万安公墓。第三个“可以”，是说如果家里人想按爱新觉罗家族的老规矩办，也可以选别的地方，国家不拦着。
这话传达到溥仪家里的时候，是溥杰接的电话。溥杰放下话筒，在屋里站了好一会儿。他太清楚这几个“可以”的分量了。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溥仪还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着，全家人都觉得这个人这辈子算是完了。后来特赦出来，周总理安排工作，安排生活，连看病都过问。现在人走了，总理还是给了这么大的余地，没把话说死，没把路堵上。
可越是这样，家里人越觉得不好办。溥仪没儿没女，父母早没了，名义上最能替他做主的人就是妻子李淑贤。李淑贤坐在屋里那张旧沙发上，半天没吭声。她是护士出身，跟溥仪过了没几年安生日子，溥仪就病倒了。她在医院守到最后，溥仪咽气前嘴唇动了动，她凑过去听，只听见“西陵”两个字。西陵是什么地方，她心里清楚，那是清朝皇帝埋骨的地方。可这话她没法往外说，1967年那会儿，说这种话不是找麻烦吗。
载涛也来了。老爷子拄着拐棍，在院子里来回走。他是溥仪的七叔，清朝那会儿是贝勒，现在就是个普通市民，平时在家养养鸽子。家里人问他怎么办，他半天说了一句：“按普通公民办吧，别给总理添麻烦。”这话说出来，屋里安静了。可安静归安静，谁都知道，溥仪这个人，从头到尾都跟“普通”两个字沾不上边。
后来还是李淑贤拍了板。她说火化吧，现在国家提倡火葬，溥仪是政协委员，得带头。墓地就选八宝山，他是新中国的人，死了也该跟老百姓在一起。这话说得在理，别人也就没再争。
火化那天没搞什么仪式。遗体从医院送去火葬场，几个家里人跟着。溥杰后来回忆说，那天风挺大，他站在火葬场外面，想起小时候在宫里见溥仪的样子，觉得像是上辈子的事。骨灰盒买的是最普通的那种，没人张罗着刻字，也没人提什么谥号。李淑贤把骨灰盒抱回来，暂时放在家里，后来寄存在八宝山人民骨灰堂。
真正让事情起变化的是周总理后来的一个电话。他专门问了一句，溥仪的稿费结算了没有。那时候溥仪写的《我的前半生》已经出版好几年了，稿费一直由单位代管着，没全给家里。周总理说，那是人家劳动所得，得算清楚，交到家属手上。这笔钱后来成了李淑贤生活的一笔依靠。当时有人算过，数万块钱，在那个年代不是小数目。周总理还问过一句，要不要给溥仪建个像样的墓。溥杰听说后赶紧回话，说不用，当个老百姓挺好。
1980年，政协礼堂给溥仪开了追悼会。那年头形势不一样了，该来的都来了，四百多人，场面不小。会后骨灰从人民骨灰堂挪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跟一些老革命、老干部的骨灰放在一起。又过了十五年，李淑贤跟一个香港商人商量，把溥仪的骨灰迁到了河北易县，那里有个华龙皇家陵园，离清西陵不远。说是皇家陵园，其实就是个商业公墓，图的是离祖宗近一点。迁葬那天没惊动什么人，李淑贤捧着骨灰盒放进墓穴，盖上水泥板，就算完了。
到最后溥仪也没进清西陵，也没按皇帝的规矩来。周总理那三个“可以”，给足了面子，也划清了界限。家里人怎么选都行，选来选去，选的还是一条普通公民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