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曾国藩两江总督，浑身是牛皮癣，天下名医排着队给他看牛皮癣，最后也没看好。其实那时候没有激素，没有抗癌药，没有生物针，没有免疫抑制剂，没有照光，最多也就是用一些寒凉中药压制。
曾国藩在书房批阅粮饷册子，伸手抓挠后颈时，又抠下一片带血的硬痂。他盯着指尖，心里那点火气直往上拱：这癣要是长在别处也罢了，偏长在脖子上，官服领子一磨，又痛又痒，议事时稍一分神，手就忍不住往上抬。
一个叫徐安的戈什哈端茶进来，见状小声说：“大帅，我老家有种土方子，用陈年米醋调石灰粉，敷上虽疼，但能止痒。”曾国藩摆摆手，名贵的膏药都试遍了，哪信这些。徐安没再多话，退出去时，步子有点踌躇。
几日后，曾国藩去校场点兵。烈日当空，牛皮甲晒得烫手，他站了不到半个时辰，后背已汗透中衣，那片癣被汗水一渍，像有无数针在扎。他强忍着，直到回府更衣，才看见腰侧又新冒出几颗红疹。
徐安打来热水，默默拧了毛巾递上。曾国藩擦着汗，忽然问：“你那醋调的方子，真有用？”徐安低头：“小的不敢担保，但乡下人长痈疮肿毒，都用这个。只是……敷上去像火烧，得咬牙忍着。”曾国藩沉默片刻：“去备来。”
当晚，灰白的石灰粉混着深褐的醋，糊在曾国藩后颈和腰上。一股灼痛猛地窜起，他牙关紧咬，双手攥住椅子扶手，指节都白了。徐安在一旁看得心惊，却不敢劝。足足过了一刻钟，那痛才转为麻，痒意竟真褪去大半。
曾国藩连着敷了七天，硬痂开始变软，边缘翘起。他心下稍宽，让徐安每日调制。不料第八天清晨，徐安没像往常那样出现。管事的来报，说徐安昨夜腹痛如绞，天亮时已经没气了。曾国藩一怔：“怎么回事？”管事嗫嚅：“怕是……怕是调药时，石灰粉呛了肺，又或是那醋不干净。”
曾国藩坐在椅中，半晌没动。他看着桌上那碗新调好的灰糊，突然觉得那颜色刺眼。一个戈什哈的命，换他身上几块皮子的舒坦。他挥手让人把碗端走，再不提此方。
奇的是，停用那土方后，原先好转的几处并未立刻恶化，反而继续结痂脱落。曾国藩心里明白，这或许并非药方之功，而是那几日他饮食清淡，歇得比往日早。徐安的死，像一根刺扎进他心里。他给徐安家多发了抚恤，可人终究是没了。
一日饭后，他独自在庭院踱步。西角门处，他瞥见地上有几滴深色污渍，像是干涸的醋迹。他蹲下身，用手指蹭了蹭，痕迹已渗入青砖缝里。他忽然想起徐安端药进来时，总是低着头，脚步又快又稳，生怕洒了一滴。
从那以后，曾国藩不再四处寻医问药。他每日准时用饭，饭后必在廊下走几步，晴天正午，便解开衣领，让日头晒一晒脖颈那片皮。起初，幕僚们见他这般，还以为总督又得了什么新方子。日子久了，大家才看出来，他只是不再折腾了。
半年光景，曾国藩身上的癣竟褪得七七八八。新长出的皮肉颜色浅淡，摸着平滑。偶有僚属问起，他只说：“大概是年纪到了，火气退了。”只有他自己知道，每当手习惯性地往后颈摸时，触到的不再是粗糙的硬壳，而是温热的皮肤。他会停顿一下，然后继续看手里的公文。
徐安的名字，后来再没人提起。那几滴渗进砖缝的醋迹，也在几场秋雨过后，彻底没了痕迹。曾国藩的晚年日记里，记载粮饷、兵员、水患，却只字未提牛皮癣如何痊愈。只是在某篇末尾，他写了一句：“万物有时，躁急则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