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你会有一个非常鲜明的感觉：

鸦片走私的泛滥，并非因为清廷的法度不严——
“查定例，兴贩鸦片烟者，发近边充军；买土熬煎售卖者，发边远充军；开设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绞监候。吸食者罪止枷号，不将贩卖之人指出者，杖一百，徒三年；职官及在官人役买食者加一等”。

而是因为它的海关、地方督抚、胥役兵丁等都太腐败了，法律反成了他们的诈脏的工具——
“查例载，凡夷船到广，必先取具洋商保结（担保书），保其必无夹带鸦片，然后准其入口。尔时虽有保结，识为俱文（走过场），夹带断不能免……无如稽查员弁，未必奚皆公正，每岁既有数千余万之交易，分润毫厘，亦不下数百万两。利之所在，谁肯认真办理？”（道光十八年闰四月辛巳〈1838年6月2日〉，鸿胪寺卿黄爵滋奏折）
“近来除京师间办一二吸烟之案，去年山海关捜获烟土一案，各省办烟案者寥寥，此不惩之实据也……况报关纳税之船十之三四，偷漏卖放之船十之六七……”（同年闰四月初十，盛京将军宝兴奏）

在检讨“漏巵”（禁烟和防止白银外流的体系如同烂酒杯）的原因和重新禁烟的方法时，它的官员几乎没有不提到这一点的。
可见它不是没有明白人，它的官员都是坐在漏船上的清醒的明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