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的祸根，是李隆基宠爱杨贵妃吗？错！是因为李隆基晚年为了制衡太子，扶植了不该扶持的人。
天宝九载的深秋，长安兴庆宫内，李隆基看着刚刚呈上来的奏报，手指在安禄山请求兼任河东节度使的文书上点了点，最终批了一个“可”字。侍立在一旁的老宦官张韬光欲言又止，他伺候皇帝几十年，太清楚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了。安禄山已经手握平卢、范阳两镇，如今再加上河东，大唐最精锐的边军，大半都归了这个胡人。
批完文书，李隆基揉了揉眉心，问张韬光：“东宫那边，近日可还安静？”
张韬光垂首：“太子殿下深居简出，除了日常问安，并无异动。”
李隆基“嗯”了一声，目光投向殿外沉沉暮色。他要的就是太子的“无异动”。王忠嗣被废、皇甫惟明被赐死，这些敲打足够让李亨明白，储君之位悬于父皇一念之间。但光有威慑还不够，他需要一把时刻悬在东宫头顶的刀，让太子连同那些可能依附太子的人，日夜不安。安禄山，就是这把最合适的刀。胡人出身，与朝中士族毫无瓜葛；手握重兵，足以震慑四方；更重要的是，此人谄媚忠诚的表象下，透着一股只认皇帝、不认储君的狠劲儿。一次宴饮，安禄山故意先拜杨贵妃，后拜皇帝，被问起时憨态可掬地说：“胡人先母后父。”逗得帝妃大笑。可李隆基看重的，是他退下后，对着太子李亨方向那不经意的一瞥，冷漠而疏离。
权力平衡的算计，在李隆基心中超越了单纯的军事风险。他将告发安禄山有异心的大臣绑送范阳，对杨国忠的屡次警告置之不理。甚至在安禄山长子安庆宗留质京师的情况下，他依然不断加码：允许藩镇自辟僚属，截留地方赋税，最后更是打破了高祖太宗“非李姓不王”的潜规则，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每一步，都是在加固这把刀，同时也将刀柄越磨越锋利，直到自己再也无法握住。
转折发生在天宝十一载。宰相李林甫病故，那个唯一能让安禄山入朝时“虽盛冬亦汗湿重衣”的震慑者消失了。继任的杨国忠缺乏李林甫的权术与威望，只剩急于立功固宠的焦躁。他与安禄山的矛盾迅速公开化，从互相攻讦发展到势同水火。杨国忠不断搜集“谋反”证据，甚至派兵搜查安禄山在长安的宅邸。安禄山则加速了范阳的备战，修筑雄武城，广蓄战马，私蓄八千胡人壮士为“曳落河”（父子军）。
天宝十四载，杨国忠走了最后一步昏棋：他未经李隆基详细核准，便以涉嫌勾结叛将的罪名，捕杀了安禄山留在长安的质子安庆宗。消息传到范阳，安禄山最后一层顾忌被彻底撕碎。他在军帐中痛哭，随即擦干眼泪，对麾下诸将说：“陛下老迈昏聩，受奸臣蒙蔽，杀我骨肉。我今举兵，非为反唐，乃为清君侧，诛杨国忠！”同年十一月，安禄山率麾下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部族兵共十五万，号称二十万，于范阳起兵。
战争初期的进程震惊了所有人。承平已久的河北州县，武备废弛，官吏或逃或降。叛军一路南下，几乎未遇像样的抵抗，仅三十三日便攻陷东都洛阳。直到此时，李隆基才从“安禄山乃朕之忠臣”的幻梦中惊醒。恐慌之下，他接连犯错：听信监军宦官边令诚谗言，冤杀了坚守潼关的大将高仙芝、封常清；后又强令年老中风、勉强镇守潼关的哥舒翰出关决战，导致唐军主力在灵宝中伏，全军覆没。潼关失守，长安门户洞开。
逃离长安的那个黎明，凄风苦雨。行至马嵬驿，饥饿疲惫的禁军终于爆发怒火。他们杀死杨国忠，进而包围驿馆，要求处死杨贵妃。李隆基握着贵妃颤抖的手，老泪纵横，却不得不点头。那条白绫，勒断的不仅是一个宠妃的性命，更是他维持了四十余年的帝王权威。
而太子李亨，在此刻展现了隐忍多年的另一面。他利用兵变后的混乱局面，与父皇分道扬镳，北上灵武。在那里，他被随行大臣和朔方军将领拥立为帝，遥尊李隆基为太上皇。消息传回，正在蜀地逃亡的李隆基如遭雷击。他穷尽心思防范了一辈子的太子，最终在他最狼狈、最需要支持的时刻，以最体面又最决绝的方式，拿走了他仅剩的皇冠。
安史之乱持续八年，大唐盛世就此倾覆。而当李隆基作为太上皇，凄惶回到长安，被变相软禁在兴庆宫，看着儿子肃宗李亨掌握天下权柄时，不知他是否会想起，正是自己当年为了制衡东宫，亲手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的节钺，一次次塞到了那个肥胖的胡人手中。那把用来威慑太子的刀，最终调转刀口，刺穿了整个帝国，也斩断了他自己的权柄与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