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 年 10 月，斯大林回到格鲁吉亚第比利斯探望母亲叶卡捷琳娜，这是母子最后一次见面。老母亲不关心他多威风，憋了半天问一句：你到底当啥官？

1934年3月，一只从格鲁吉亚寄到莫斯科的包裹到了斯大林手里。里面没有公文，只有果酱、丘尔其赫拉和无花果。寄东西的人是他的母亲叶卡捷琳娜。

斯大林很快回了信。孩子们吃到这些东西很高兴，他给母亲寄去五百卢布，又附上自己和几个孩子的照片。那时母子已经长期分居两地，一个住在莫斯科，一个留在格鲁吉亚，来往却没有断。母亲寄的是家乡食品，儿子回的是钱和照片。这样的通信一直持续到叶卡捷琳娜晚年。

几十年前，叶卡捷琳娜替儿子盘算的前程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家里生活艰难，她靠做零工供儿子读书。斯大林少年时代进入哥里的教会学校，后来又去了梯弗里斯神学院。叶卡捷琳娜虔诚信教，她想让这个读书不错的独子走神职道路。对她这样的格鲁吉亚妇女来说，这条路看得见，也摸得着。读神学，做神父，甚至再往上走，这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可以理解的体面出路。

儿子后来离开了神学院。
此后的道路，离母亲熟悉的生活越来越远。地下革命、逮捕、流放、党内斗争、十月革命，再到列宁去世后的权力重组。到了1935年，斯大林身为联共（布）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已经处在苏联最高决策中心。叶卡捷琳娜却仍生活在格鲁吉亚。她没有亲历儿子在莫斯科一步步取得的那些政治位置，也不需要每天分辨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1935年10月17日，斯大林回到第比利斯探望母亲。
当时这座城市在俄文中仍常称梯弗里斯。母子相处了一整天，当夜斯大林离开。这成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几天后，《真理报》刊出记者对叶卡捷琳娜的采访。她谈起儿子突然进门，谈起母子见面时的亲近，也直接表达了自己的高兴。她甚至说，全世界都在看着自己的儿子和这个国家，自己作为母亲当然欢喜。她还称斯大林是个好儿子。

叶卡捷琳娜知道儿子已经成了大人物，也以他的地位为荣。只是权力并没有取代她早年形成的那套人生尺度。在她那里，一个儿子有没有走上一条好路，仍然同读书、教会和神职联系在一起。

照料叶卡捷琳娜的医生尼古拉·基普希泽后来回忆过一次母子谈话。按他的记述，母亲曾问斯大林如今究竟是什么身份。斯大林没有向她解释一长串党内职务，而是借用了旧时代最容易理解的参照，大意说，自己有些像从前的沙皇。

叶卡捷琳娜接下来的意思却是，可惜他最终没有成为神父。
这段谈话没有留下1935年的逐字记录，具体措辞出自基普希泽后来的回忆。不过“神父”并非只有这一条来源。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也回忆过，祖母一直遗憾儿子没有走上神职道路，父亲本人后来还会在家里说起母亲的这份遗憾。

于是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错位。
1935年的斯大林，已经很难用一个单独的“官职”解释他的实际权力。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都只能说明制度中的一部分位置。叶卡捷琳娜偏偏来自另一个生活世界。她知道沙皇意味着至高权势，也知道神父每天做什么。至于莫斯科党内那些职衔为什么能调动如此庞大的国家机器，并不属于她几十年来形成的生活经验。

所以她可以一边为儿子的地位高兴，一边仍觉得当神父也许更好。两件事落在同一个母亲身上，并不矛盾。儿子已经改变了国家中的位置，母亲评价儿子前途的那把尺子却没有随之更换。

斯大林也没有把这次探母长期变成家庭宣传。10月23日，《真理报》刊出采访。
随后，围绕叶卡捷琳娜的报道和照片还准备继续出现。10月底，斯大林给中央几名领导人发去电报，要求中央和地方报刊停止继续刊登对母亲的采访、照片以及类似内容。

母亲继续住在格鲁吉亚，儿子返回莫斯科。两人再也没有见面，可联系还在。
1937年3月，斯大林写信询问母亲身体，问她是否真的还健康、硬朗。两个月后，他又寄去披肩、外套和药品，并叮嘱药先交给医生查看，让医生决定剂量。6月4日，叶卡捷琳娜去世。

从她当年把儿子送进神学院，到1935年面对已经站到苏联权力顶端的斯大林，中间隔着革命、战争和一个新国家。她看见了儿子的成功，却始终没有丢掉年轻时给“索索”安排的那条路。

1937年3月那封问候母亲的信写到末尾，斯大林没有列任何职务，只签了那个母亲从少年时代就熟悉的名字：
“你的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