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高层会晤在即，中国持续推进反制美国长臂管辖，涉外法律工具开始具备域外效力，法律博弈逐步走向跨境层面。

今年国内新增至少5项具备域外效力的法规，叠加截至2024年已出台的50余项涉外专门法规，形成一套反制工具箱，针对配合外国制裁、对中国供应链开展不当调查、歧视中国企业、涉及民族与分裂主义等行为设置相应反制手段。

部分法规效力并不局限于中国境内，即便事件发生在海外，相关主体也有可能面临罚款、调查、限制出境等法律后果。

中方的逻辑十分清晰：美国依靠金融制裁、实体清单、出口管制，把本国法律影响力延伸至全球；中国同样要建立对等的域外法律反制体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对于跨国企业而言，最大难题在于要同时面对两套相互冲突的法律规则。例如美方要求企业终止和某家中企的业务往来，而中国法律可能认定该行为属于歧视性处置；企业遵从美国规则，就可能触犯中国法律；遵守中国法律，又有可能触碰美国制裁红线，陷入两难境地。

与此同时，国内也出台相关规定，限制外国企业对中国供应链、供应商开展不当调查，让外企过往惯用的尽职调查模式变得更加复杂。

这标志中美竞争进入全新阶段。过去企业更多纠结于选择美国市场还是中国市场；未来更棘手的难题，变成遵守哪一国法律，就有可能得罪另一国。

中美博弈涉外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