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启远的手轻轻拂过丈夫的军装，那上面挂满了勋章，冰冷，却又沉甸甸地压着整个时代的重量。五个孩子站在她身后，从大到小，最小的儿子李胜利还是个少年，眼圈通红，紧紧咬着嘴唇不让哭声漏出来。

追悼会结束后，家里的气氛像凝固了一样。往日父亲在家时，虽然严肃，但总有股令人安心的力量。现在，那股力量抽走了，只剩下墙上黑白照片里那双依然炯炯的眼睛。组织上派人来，询问家属有什么困难。杜启远只是摇摇头，说：“老李一辈子没给组织添麻烦，我们也不能。”
可麻烦自己会找上门。首先是住房。他们住的小楼是配给将军的，如今李天佑去世，按规定需要调整。杜启远开始默默地整理东西，书籍、文件、父亲的旧衣物。大女儿李华帮着母亲，在一件旧军装的内衬口袋里，摸到一张叠得小小的纸条。打开一看，是父亲遒劲的字迹：“广西临桂六塘圩，李七妹。”李华知道，这是父亲的亲妹妹，自己的姑妈，很早就失去联系了。
“妈，我们……要不要去找找姑妈？”李华问。杜启远拿着纸条，看了很久，才说：“你爸爸生前最惦记两件事，一是老家的乡亲，二是他那些牺牲的战友。这事，先放放。”
调整房子的通知还是来了，让他们搬到城里另一处较小的单元房去。搬家的前一晚，几个孩子都在自己屋里收拾。老二李建军在父亲的书房里，翻看着那些军事地图和笔记，忽然听见母亲在客厅里，对着父亲的遗像，低声说话：“天佑，我们要搬家了。孩子们都懂事，你放心。”
就在这时，门被敲响了。来的是父亲的一位老部下，姓张，也是从广西出来的，现在在地方工作。张叔叔带来了一包桂林的腐乳和辣椒酱，还有一封信。信是广西老家那边辗转捎来的，写信人正是那位李七妹。信里说，家乡人都知道大哥走了，十分悲痛，希望有机会能来北京看看嫂子侄儿。信写得简短，字迹歪斜，看得出写信人并不常提笔。
杜启远读完信，沉默了一会儿，对张叔叔说：“老张，谢谢你还惦记。老家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张叔叔叹了口气：“还不就是那样，穷。七妹一家孩子多，劳力少，日子艰难。”
客人走后，杜启远把信给孩子们看了。小儿子胜利立刻说：“妈，我们给姑妈寄点钱去吧！”大儿子李建国比较沉稳，说：“寄钱是一时，得想想长远。爸要是还在，肯定会想办法帮家乡做点实事。”
这句话点醒了杜启远。她想起李天佑生前常常念叨，广西山里交通不便，孩子上学难。她心里有了个模糊的想法。
搬家安顿好后，杜启远做了一件事。她把孩子们叫到跟前，拿出家里的一部分积蓄，又加上组织发的一笔抚恤金，凑成了一笔钱。她说：“这笔钱，我们分成三份。一份，寄给你们姑妈，应应急。另一份，以你们父亲的名义，捐给他家乡的小学，添些桌椅书本。最后一份不多，留给你们上学用。”
孩子们都同意了。李建国补充道：“妈，捐给小学，最好别直接用爸的名字。他肯定不愿意。”杜启远点了点头。
几个月后，广西临桂那边回信了。信是小学老师代写的，说收到了捐款，孩子们有了新课本，教室屋顶也补了。信里还附了一张照片，十几个黑瘦的山里孩子，坐在教室里，对着镜头笑得有点拘谨。照片背后，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谢谢李伯伯的家人。”
杜启远把这张照片，端端正正地放在了李天佑遗像的旁边。窗外的阳光照进来，正好落在那张小小的黑白照片上，那些孩子的笑容，和将军遗像上坚毅的面容，仿佛有了一种无声的连接。
日子一天天过去，孩子们陆续工作、下乡、参军。这个家，就像一艘经历过风浪的船，少了最重要的舵手，却依然靠着留下的航向，缓缓地向前行驶着。杜启远偶尔还会对着遗像说说家里的事，说说孩子们的情况，就像他从未真正离开。她知道，他一生为之奋斗的，无非就是让更多的人，包括远在深山里的那些孩子，能安稳地坐在教室里，能有希望。如今，她正默默地，帮他看着这个愿望，一点一点，在生活的缝隙里生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