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当选作协主席后，去省里开会，一位大官傲慢地问：“小陈啊，怎么写完《白鹿原》就不写了？一定要深入群众才能有好的创作嘛！”陈忠实没好气地回答道：“你懂个锤子！”

那天会议室里坐满了人。

大官声音不高，腔调却拉得很长。

小陈啊。

三个字一出口，满屋子人都听出了那股居高临下的味道。

陈忠实没抬头。

他那张脸，本就像关中平原上被犁过的黄土，沟壑纵横。听完这几句不咸不淡的教训，他只从喉咙里滚出五个字。

你懂个锤子。

声音不大，会议室却一下子静了。

锤子是陕西方言，翻成普通话，就是你懂什么，你什么都不懂。

当着满场人的面，一个作协主席，让省里来的大领导下不来台。有人替他捏汗，也有人在心里，偷偷叫了声好。

因为懂行的人都知道，这位领导问的，是句最外行的话。

他以为写书是种韭菜。

割了一茬，浇点水，施点肥，还能再长出一茬。

他不知道，《白鹿原》不是韭菜，那是陈忠实从自己身上，生生割下来的一块肉。

陈忠实是灞桥西蒋村人，地地道道农民的儿子。

一九六二年高考落榜，他成了村里第一个高中毕业、又回到村里的知青。民办教师，公社干部，泥里水里，一干二十年。

别人看他是挣工分的，他心里却揣着一团没灭过的火，从初中在作文本上写小说起，这火就一直烧着。

四十多岁那年，他跟朋友喝酒，借着酒劲掏了句心窝子的话。

他说，我要写一本书，一本等我死了以后，可以垫在棺材里当枕头的书。

这话后来传遍文坛，有人觉得狂。他自己说，这不是狂，是跟自己的命较劲。

为了这部书，他把老婆孩子留在西安城里，一个人搬回乡下祖屋。老屋墙塌了半截，屋里就一张桌，一把椅，一盏灯。

走之前，他跟妻子撂下一句话：这事弄不成，我就回乡下养鸡。

一九八八年清明前后，他在祖屋坐下，一坐就是四年。

他跑遍蓝田、长安、咸宁三县，把县志一本本翻到卷边，又找上百位老人，把那些快被带进棺材的旧事，一句句掏出来。

妻子在城里照看孩子，隔些日子蒸好馒头擀好面，他进城背一趟，回乡下就着冷寂慢慢吃。

冬天一个炉子，夏天一把蒲扇，每天天不亮就趴上圆桌，一字字往前拱。

四年，将近五十万字。

一九九二年开春，改完最后一句，这关中汉子长长出了口气。北京来取稿的编辑坐在面前，他双手捧出手稿，一句话涌到嘴边，又生生咽了回去。

那句话是：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了。

他到底没说出口。可他这辈子，就是这么做的。

回到家，他对妻子只说了五个字：不用养鸡了。

《白鹿原》一出，文坛震了。有人说它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有人说它是中国人的百年孤独，书一印出来就卖疯了。

可陈忠实自己，像是被这本书掏空了。

那哪里是写字，那是把一个人拆开、揉碎、熬干，再一点点铺进五十万个方格子里。

书写完，他心里那口熬了半辈子的气，也跟着散了。

所以他不是不写了。

他是把后半辈子想说的话，一口气，全说完了。

这道理，写东西的人懂，种过地的人更懂。一块地连着种，地力会耗尽，得歇，得养，得等一场透雨。

创作这种事，从来不是下道命令、开次大会、喊两句深入群众，就能催出来的。真要能催出来，作协主席，就该让生产队长来当。

在陕西，陈忠实、路遥、贾平凹，人称三驾马车。路遥写《平凡的世界》也是拿命去写，写完没几年人就走了，才四十二岁。

陈忠实说过，是路遥刺激了他，人家十年攀上高峰，他不能再等。

这些拿命换字的人，把文学看得比命重。你可以免他的官、卡他的奖，却不能站在高处，教他怎么写字。

《白鹿原》评茅盾文学奖，一波三折。有人嫌它太直太露，非改不可。他争过，辩过，最后还是咬着牙一处处删改，直到一九九八年，才站上领奖台。

一个把书当成陪葬枕头的人，被逼着亲手从枕头上往下撕布。这滋味，那位领导怕是一辈子也尝不到。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陈忠实走了，享年七十三岁。

遗体告别那天，家人遵照遗愿，把一本《白鹿原》，轻轻枕在他颈下。

二十多年前酒桌上那句垫棺作枕，到这一天，竟然真的，成了真。

他用一辈子，兑现了对自己的一个承诺。

这样一个人，你问他写完一部，为啥不趁热再写一部？他回一句你懂个锤子，已经是客气的了。

作家这行当，有人著作等身，有人一本书封顶。著作等身的让人敬佩，一本书封顶的，往往是把整条命，都填了进去。

书比人长寿。

人走了，原还在。

白鹿原上的风，还会一年一年，接着吹下去。优质故事创作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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