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的武汉，一张照片定格毛主席青年风采。1927年3月，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这张照片是这次会议留下的珍贵合影。后排恽代英、邓演达；前排彭泽民、毛泽东。
 
 
1927年3月，汉口还叫武汉，国民政府刚刚迁到这里不到三个月。武汉三镇被定为京兆区，成为中国革命的政治中心。
 
 
那是一个各方力量都在角力的时刻。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南洋大楼三楼召开，从3月10日开到17日，通过了20多项决议，核心议题只有一个：限制蒋介石的权力。
 
 
蒋介石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他在南昌，和武汉方面已经闹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会议期间发生了很多事，但有些画面没有被记录下来，只在文字档案里留下了痕迹。
 
 
3月13日，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委的身份，和邓演达、陈克文一起向全会提交了《土地问题案》。
 
 
这份提案后来改为《农民问题案》，又和《对农民宣言案》一起在3月16日获得通过。
 
 
宣言里写得很直白：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使农村政权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手中”转移出来。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多次发言，他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听起来相当激进的观点：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
 
 
邓演达是会议的另一个关键人物。他当时的身份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同时兼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代理校长，还和毛泽东、陈克文一起担任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常委。
 
 
讲习所就在武昌红巷13号，离南洋大楼隔了一条江。
 
 
3月7日，700多名来自全国17个省份的学生已经开始上课了。
 
 
恽代英也在武汉。他担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常务委员兼政治总教官，实际主持着这所被称为“第二黄埔”的军校的日常工作。
 
 
在他的推动下，军校成立了女生队，195名女学员穿着和男兵一样的深灰色军装，打着绑腿，成为中国现代军队中第一批女兵。
 
 
恽代英对她们说过一句话：“我们党下决心要在军校培训妇女骨干”。
 
 
会议开到第五天，3月15日，一项关于“阳新惨案”的报告被提交到全会上。
 
 
会议决定指定邓演达、吴玉章、毛泽东三人组成委员会，与湖北省党部、省农民协会开联席会议处理此事。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期间还做了一件不太为人注意的事。他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参加会议，但他的正式职务是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他在3月中旬的《湖南民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湖南的农民运动。这篇文章后来扩充成了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与此同时，彭泽民在会议中扮演了一个更为特殊的角色。他是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早年旅居马来亚，是南洋最早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之一。
 
 
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他创办了华侨协会，不到一年时间，会员从一百多人发展到20万人。
 
 
几个月后，当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时，彭泽民愤而离席，当夜12点就把消息通知了林伯渠和吴玉章，并给海外部的共产党人每人发了100大洋的旅费，让他们迅速转移。
 
 
合影中四个人站在一起的那几秒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最接近成功的一刻。但裂缝早已出现。
 
 
蒋介石在南昌磨刀霍霍，会议通过的决议虽然免去了他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却仍然保留了他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位。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4月22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和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恽代英等40人联名发表《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反抗中央、自立中央、反共反人民”。
 
 
通电发出后的几个月里，照片里的人各奔东西。
 
 
青年时期的毛主席回了湖南，不久后上了井冈山。
 
 
邓演达在1927年6月出走苏联，1931年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年仅36岁。
 
 
恽代英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30年在上海被捕，1931年4月29日在南京就义，年仅36岁。
 
 
彭泽民流亡香港，悬壶行医20余年，后来参与创建了中国农工民主党，1956年在北京病逝。
 
 
2005年，武汉国民政府旧址纪念馆从一份旧报纸上翻拍了它，制作成展板。第二年，曾宪松在香港孙中山纪念馆的画册上看到了质量更高的版本。
 
 
两张照片后来被放在一起展出，观众凑近了看，才能发现青年毛主席侧着头的那一瞬间。同一时刻，恽代英和邓演达就站在他身后。
 
 
快门按下的那一秒，他们还不知道接下来的一年里要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