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和任弼时在贵州会师，中央只说："两军团共同行动时，由贺任统一指挥。"可谁听谁的？头天贺龙就摔酒杯掀帘子走了！
 
两支部队会师后，最难处理的往往不是敌人，而是指挥权怎么落到实处。
 
1934年10月24日，贵州印江木黄镇，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与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会师。随后，两军统一整编，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担任军团长，任弼时担任政委。
 
中央给出的原则很明确，两军团共同行动时，由贺龙和任弼时统一指挥。可统一指挥不等于事事一个想法，真正的问题来了，军事上谁定，政治上谁管，遇到分歧又听谁的？
 
两个人的性格差得很远。
 
贺龙是湘西人，长期在山地作战，熟悉当地地形，也熟悉当地百姓。他看战局，常常从山河道路、群众基础和部队状态出发，讲究能不能打，打了能不能站住。
 
任弼时受过系统教育，办事重原则，强调组织纪律，也习惯从全局看问题。他关心的不只是眼前能不能赢，还要看这场仗是不是符合中央整体部署。
 
会师后的第一次争论，就发生在部队往哪里走的问题上。
 
贺龙主张进入湘西北，依托永顺、大庸、桑植一带的山地建立根据地。他认为，自己在那里打了多年仗，哪条路能走，哪片山能藏人，群众愿不愿意支持，心里都有数。
 
任弼时考虑的却是中央指示，当时的方向是向湖南中部发展，湘西虽然熟悉，却太偏，能不能及时策应中央红军，不能只看眼前条件。
 
两个人争得很僵，贺龙甚至摔了酒杯，掀帘子就走。这样的场面，放在普通上下级之间，可能意味着关系破裂，可他们没有停在情绪上。
 
后来，两人联名向中央发电，说明湘西方向的判断和理由，请求批准合兵行动。中央同意后，红二、六军团才正式发起湘西攻势。
 
11月16日，十万坪战斗打响。贺龙负责军事部署，把敌军引进谷地，布置伏兵，等国民党军两个旅约5000人进入包围圈后，红军突然发起攻击。
 
两个小时内，红军歼敌1000余人，俘虏敌旅参谋长以下2000余人，缴获长短枪2200多支、轻机枪10挺和大量弹药。
 
这一仗之后，湘鄂川黔根据地迅速扩展到7个县，面积达到3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00万。对红二、六军团来说，这不只是一场局部胜利，更让部队在长江以南有了稳定落脚点，也牵制了湖南、湖北一带的大量敌军。
 
可两人的合作并没有从此变得一团和气。
 
1936年1月，便水战斗出现了意外。红二、六军团原本准备伏击尾追的国民党军李觉第16师，没想到红六军团一名战士误扣扳机，伏击战被迫变成遭遇战。
 
战斗进行到一半，红六军团方向枪声渐渐稀疏。红二军团派人查看才发现，红六军团已经撤离，没有及时通知友军。
 
红二军团随即陷入三面受敌的局面，边打边退，一直坚持到天黑才突围。战后总结会上，任弼时拍了桌子，对相关指挥员严厉批评，贺龙也留下了一句很重的话，说萧克这个人不老实。
 
这说明什么？真正能长期搭档的人，不是从来不争论，而是争论之后还能把事情接着做下去。要是每次争吵都变成互相记账，红二、六军团很难在复杂环境里坚持下来。
 
两人第三次重要联手，发生在1936年7月的甘孜。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张国焘另立中央已经近一年。他试图争取贺龙和任弼时，先派人送来攻击党中央的小册子，结果被王震扣下。随后，他又提出召开两军联席会议，试图用人数上的优势影响红二方面军。
 
任弼时没有直接陷入争吵，而是追问几个关键问题，报告由谁作，出现争论后谁来下结论。表面是在问会议安排，实际上是在守住组织原则。
 
贺龙的办法更直接。他向红二方面军干部表明，真正的中央在陕北，不能因为张国焘手里有部队，就把另立的机构当成党中央。面对张国焘，他又用要求补充人员和武器的方式周旋，把压力反过来推回去。
 
一个从制度和原则上顶住，一个在现实交涉中争取主动，两条线同时推进，张国焘最终同意北上。
 
这段经历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差异。贺龙擅长依靠地方基础和部队威信打开局面，任弼时则更重视统一指挥和纪律约束。这样的搭档并不适合用谁更强来判断，因为他们解决的是不同问题。
 
后来，红二方面军在1936年10月22日于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回头看，木黄镇的争执、十万坪的配合、便水的失误、甘孜的较量，都是长征路上的具体考验。
 
有人喜欢把贺龙和任弼时的关系概括成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却还不够准确。贺龙不是只凭脾气办事，任弼时也不是只会照章办事。一个能把战场经验说透，一个能把原则守住，分歧出现时，两人都没有把个人面子放到队伍前面。
 
如果只看摔杯子和拍桌子，他们像是一对难相处的同僚。可把时间线连起来看，真正决定他们关系的，从来不是有没有争吵，而是每次争吵之后，队伍有没有继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