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一对上海知青夫妇，于吉林延边插队时，在当地孤寡老人李阿妈家里，一起生活了10年。10年后，当知青返城，夫妻二人跟公社反映：“如果我们能回上海，一定要带着李阿妈走。”

公社办公室里烟雾缭绕。文书老张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户口，粮票，住房，都是问题。你们想清楚了？”

姚祚塘站着，手按在桌沿上。“想清楚了。李阿妈就是我们的家人。”

林小兰站在他身后半步，没说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老张把眼镜戴回去，看了他们一会儿，叹了口气。“材料先放着。我往上报，但别抱太大指望。”

回去的路上起了风，卷着土路上的细沙。姚祚塘走快了几步，又慢下来，等林小兰跟上。

“要是批不下来……”林小兰说。

“会批的。”姚祚塘打断她，声音有点硬。过了一会儿，他补了一句：“真批不下来，我们就再等等。”

李阿妈正在院子里晒菜干，见他们回来，直起身子拍了拍围裙。“咋样？”

“交上去了。”姚祚塘说，蹲下来帮她收簸箕，“公社说得研究研究。”

老人“哦”了一声，接过簸箕往屋里走。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两个人都站在院子里没动，肩膀挨得很近。

晚饭是苞米茬子粥，配一小碟咸菜。李阿妈把粥碗推到姚祚塘面前。“多吃点。你脸色不好。”

“没事。”姚祚塘端起碗。

延民从外面跑进来，一头汗。“爸，妈，小胖说他们家下个月就走。”

桌上安静了几秒。林小兰拿手绢给儿子擦脸。“洗洗手，吃饭。”

孩子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忽然趴到李阿妈膝盖上。“阿迈，咱们什么时候走？”

李阿妈摸了摸他的头，没说话。

夜里，姚祚塘翻了个身。木板床吱呀响了一声。

“睡不着？”林小兰在黑暗里问。

“我在想，”姚祚塘停顿了一下，“要是实在不行，我就先回去一趟，跟我爸单位说说，看能不能想办法。”

“你爸那个脾气……”

“总得试试。”

隔壁传来轻微的咳嗽声。两人都不说话了，听着那边的动静。咳嗽停了，然后是窸窸窣窣的翻身声。

林小兰轻轻坐起来。“我去看看。”

她推开隔壁的门。月光从窗户纸透进来，李阿妈侧躺着，背对着门。

“阿妈？”林小兰小声叫。

“没事。”老人的声音很清醒，“就是嗓子有点痒。你快回去睡。”

林小兰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带上门。

第二天晌午，邮递员在院门外喊：“姚祚塘！挂号信！”

是上海来的。姚祚塘拆信的时候，手有点抖。林小兰站在他旁边，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信纸只有一页。姚祚塘很快看完了，递给林小兰。

“我爸说，”他清了清嗓子，“他和我妈，还有你爸妈，都商量好了。六个人的口粮，匀一个人出来没问题。住房暂时挤一挤。”

林小兰看着信，看了很久。最后一行字有点模糊，像是写的时候被水渍过。

她把信折好，抬头看姚祚塘。“那现在，就剩阿妈自己了。”

李阿妈正在菜地里拔草。他们走过去，一左一右蹲在她旁边。

“阿妈。”姚祚塘开口。

老人没停手。“要是为难，就别惦记我了。我在这儿挺好。”

“不为难。”林小兰说，“上海家里都安排好了。去了，您住我爸妈那儿，他们盼着呢。”

李阿妈拔起一棵杂草，根上还带着湿泥。“我一个老太婆，去了能干啥。”

“延民需要您带。”姚祚塘说，“我和小兰都要上班。上海没人带孩子。”

老人动作顿了顿，把杂草扔到田埂上。“让我想想。”

这一想就是三天。三天里，李阿妈照常做饭、喂鸡、收拾屋子，只是话更少了。第四天早上，她蒸了一锅白面馒头——家里最后一点白面。

吃饭的时候，她把最大的一个馒头撕开，一半给延民，一半给姚祚塘。

“那就去吧。”她说，眼睛看着粥碗，“别给孩子耽误了。”

姚祚塘喉咙动了动，想说什么，最后只是“嗯”了一声。

林小兰放下筷子，伸手握住老人放在桌上的手。那只手很瘦，皮肤松垮垮的，但很暖和。李阿妈反手拍了拍她的手背，然后站起身，去厨房添粥。

转身的时候，她用围裙角很快地擦了一下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