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我们都知道，党内大名鼎鼎的一支笔，毛主席一向很看重他。
可庐山会议之后，主席却狠狠批评了他。

1961年1月20日，毛主席给田家英写信，安排三个农村调查组。
陈伯达去广东，田家英去浙江，胡乔木去湖南。每组七个人，要找最好的生产队，也要找最差的生产队，调查结束后再集中汇报。

胡乔木领到的不是一般差事，他要把农村最真实的情况送回中央。
这时，胡乔木刚经历过几年很不好过的日子。

1959年，他曾因没有及时转达陈云的意见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庐山会议以后，又夹在刘少奇提出的反“左”文件和毛主席已经作出的政治判断之间。可到了1961年，毛主席仍把摸农村实情的任务交给了他。

胡乔木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已经二十年。

他真正厉害的地方并不只是文笔快，中央会议需要整理意见，文件需要把复杂政策压进准确文字，领导人的讲话需要反复修改，这些事情都把他推到了最高决策层的信息交汇处。

杨尚昆后来回忆，胡乔木有自己的见解，有时还会直接向毛主席提出不同意见。

麻烦也从这个位置上长出来。
1958年“大跃进”中，各项经济指标迅速提高。武昌会议期间，陈云不赞成把1959年钢、煤、粮、棉的高指标公开写进公报，希望胡乔木转告毛主席。胡乔木没有及时转报，八届六中全会公报后来仍公布了这些指标，而且经过毛主席审阅同意。

胡乔木后来谈过自己的顾虑。
当时“反冒进”已经受到批评，他担心陈云的不同意见送上去，会使陈云再次陷入被动。这个顾虑没有改变一件更直接的职务关系：陈云是中央副主席，胡乔木是秘书。

秘书可以判断气氛，可以担心后果，却无权替陈云决定这条意见是否应该送到毛主席那里。

1959年3月底，中央在上海开会，经济指标开始调整。胡乔木这才把陈云此前的意见说了出来。毛主席知道后，当面责问他，副主席的意见为什么不报告。那次最重的批评发生在上海会议期间，庐山会议到7月才开始。

几个月后，胡乔木又上了庐山。
会议前期讨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问题，胡乔木参加并主持有关文件的起草。

杨尚昆回忆，他赞成把成绩和问题都讲清楚，对会议后来因彭德怀来信而发生的转向有意见，也不赞成把彭德怀等人定成“反党集团”。但会议形成决定之后，他仍必须参加文件工作。一个中央秘书手里的笔，可以写出自己的认识，却不能代替中央会议作政治决定。

更难处理的一件事出现在庐山会议后期。
毛主席7月23日讲话后，刘少奇希望对彭德怀的批判控制在一定范围，同时另外写一个反“左”的文件，于是找胡乔木起草。

胡乔木没有直接动笔，他提出是否应当先同毛主席谈一谈。
刘少奇让他先写，自己再谈。胡乔木转去找彭真协调，这份文件最终没有写成。

两次事情摆在一起，胡乔木的位置已经很清楚。
陈云请他传话，他担心政治后果，没有及时报告，结果挨了毛主席的批评；刘少奇让他写反“左”文件，他担心绕过毛主席，又不肯直接下笔。写文件本来是他的专长，可一旦文件承载的是最高层之间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落笔本身就成了政治选择。

1961年，胡乔木把刘少奇当年让他另写反“左”文件的事情告诉毛主席。按胡乔木本人的回忆，毛主席当时只作了简短回应，并没有像1959年上海会议那样严厉斥责。事情后来传开，刘少奇却在会议上严厉批评了胡乔木。

同一时期，胡乔木正在湖南做另一件事。
他下到农村调查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和基层生产生活，把看到的问题不断送回北京。3月23日，毛主席还亲自审改胡乔木起草的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的中央指示。到5月，胡乔木又把湖南调查的新情况报上去。

5月8日深夜，毛主席看完胡乔木的电话汇报，批示转发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下午又回复胡乔木，说他的来信“很有用”，让他把原定5月15日返京的日期推迟五天，继续在湖南、湖北调查几个新问题。

1959年那场批评没有把胡乔木赶出核心工作圈。
毛主席仍需要他写，也仍需要他报。变化落在另一处：经过陈云意见没有上报、庐山会议文件转向、刘少奇反“左”文件三件事以后，胡乔木手中那支笔所承担的已经远不只是文字工作。

中央领导之间一条尚未公开的意见，一旦经过他的手，就牵涉报告权限、政治责任和个人风险。

1961年夏，胡乔木长期存在的神经衰弱、失眠等问题加重，已经难以维持原来的工作强度。他提出休养。8月25日，毛主席回信同意他长期休息，嘱咐他暂时不要管时事。

从延安一路写到北京的胡乔木，就这样离开了持续二十年的日常秘书岗位。

桌上的文件还会有人接着写，而那几年留给他的麻烦，却恰恰发生在文字之外：一支笔可以离最高决策很近，离决定权却始终隔着一道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