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成都解放后，解放军却怎么都找不到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这个事只有两个可能，他是已经逃往台湾，或者藏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

答案后来才揭开，王陵基并没有顺利离开四川，也没有长期躲在深山里。他从成都出发，换旧衣、改身份、坐小货船，一路躲到宜宾和江安，最后还是在一艘准备开往重庆的船上被认了出来。

当时的王陵基，已经没有多少可以调动的力量。胡宗南的部队逐渐散去，他手里没人，也没有足够钱继续安排逃亡，身上只藏着一点首饰。去台湾的路走不通，他只能先想办法离开成都。

他想到的不是大路，而是岷江水路。江边正好有一艘小货船准备开船，船老大看他穿得普通，收了两个银元，答应带他去乐山。这个选择看起来不起眼，却让他暂时避开了成都方面的搜查。

船在江上走了两天，王陵基不敢真正睡觉，听见水声就担心有人追来。曾经身边有警卫和下属，如今却只能一个人缩在船上，连船老大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到了乐山，他住进一家小客栈，对外说自己是从重庆来的药材商人，姓刘。老板发现他带着几分官场口气，身边却没什么行李，心里有疑问，但没有继续追问。

王陵基在乐山只停了三天，白天几乎不出门，晚上才出去买吃的。那时各地正在登记和清查旧政权人员，他也明白，乐山只能暂时落脚，不能长住。

接着，他又搭上了去宜宾的运煤船。船工们一路谈论国民党官员，言语并不客气，王陵基只能把脸抹黑，裹着破棉袄，躲在煤堆旁边不出声。腊月江风很冷，他身上冷，心里更清楚自己已经失去了过去的身份和保护。

到了宜宾，他找的人是杨鲁玉。杨家住在城里一条偏僻街道，看门的老佣人认出王陵基后明显吃了一惊，但还是进去通报。杨鲁玉见到他，脸色也变了，不过最终还是把人藏进内屋。

杨家给他安排了客房，饭菜直接送进去，尽量不让他和外人接触。王陵基在这里住了五六天，日子过得像关在屋里一样。他不能出门，也不敢打听外面的动静，只能等一个继续逃走的机会。

问题就出在这种小心翼翼的藏身方式上，家里人越是单独送饭，越容易让旁人觉得不寻常。有佣人在窗外议论，猜测房里住的不是普通客人，王陵基听到后，马上意识到宜宾也不能待了。

他对杨鲁玉说，自己想去上海找亲戚。杨鲁玉劝不住，只能托关系弄到一张去江安的船票，准备让他从江安转船到重庆，再想办法往东走。

这条路线说明，当时的逃亡并不是简单地找一辆车就能离开。铁路、公路和水路都受到控制，身份登记也在逐步展开，很多人只能靠熟人、船票和临时身份拼出一条路。王陵基一路没有固定住处，正是因为每到一地都可能暴露。

不过，旧关系能帮他躲过一时，也可能成为查找他的线索。杨家老佣人几天前买菜时，曾向街坊提到家里来了一个神秘客人。街坊中有人在码头工作，听说公安机关正在查找逃跑人员，便把这个情况报了上去。

宜宾公安局顺着杨鲁玉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很快赶到杨家，但王陵基已经离开。根据线索，他可能去了江安，消息随即传到江安县。

江安县公安局长老陈当时正准备吃晚饭，接到电话后放下碗就往码头赶，一边跑一边召集人手。赶到码头时天已经擦黑，去重庆的船刚好靠岸。

船舱里人不少，民警举着煤油灯逐个查看。王陵基坐在最里面，看到灯光靠近，立刻把头转向窗户。一个年轻民警觉得他神情不对，走过去要求他抬头。

老陈拿出通缉令上的照片，对照眼前这个胡子拉碴、目光躲闪的人，很快认出他就是王陵基。身份被叫破后，他没有争辩，只能站起来下船，双腿看上去已经有些发软。

乘客围过来观看，有人认出这就是过去的四川省主席。曾经坐在权力中心的人，最后戴上手铐，踩着湿滑的石板路走下跳板，还需要民警伸手扶一把。

王陵基为什么能躲过成都的搜查，却没能逃出江安？关键不只是装扮，而是活动范围越来越小，能接触的人越来越少，任何一次谈话、一次买菜、一次送饭，都可能留下线索。

这段经历也说明，逃亡者并非只要换身旧衣服就能消失。伪装能改变外表，却改变不了口音、习惯和社会关系。王陵基从成都到乐山，再到宜宾、江安，走了几段水路，最后仍然被熟悉旧身份的人和普通街坊的消息串联起来。

黑沉沉的江边，逃亡终于停下。对王陵基来说，真正结束他的不是哪一场正面交锋，而是那艘船上晃动的煤油灯，以及一句让他抬头面对现实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