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开国上将宋任穷自愿降薪去当地质副部长，毛主席却摇头拒绝：“你不适合搞地质，还是去搞原子弹吧！” 


这句话轻飘飘的，却像一枚石子投进静水，而此刻的宋任穷，还不知道自己即将告别那条原本想好的路。


那年他四十七岁，穿着半旧的灰布中山装，每天步行去中组部上班。办公室里的文件堆得老高，作为开国上将兼中组部副部长，旁人眼里他已算是身居高位。


可这位湖南浏阳人骨子里闲不住，他参加过秋收起义，走过长征，当过红军干部团政委，一辈子习惯了往前冲。


和平年代坐办公室看文件，他总觉得身上有些劲没处使。


当时全国上下都在搞建设，机器要转，锅炉要烧，处处缺原材料，地质部1952年成立，李四光任部长，几年下来，找矿的队伍远远跟不上建设的速度。


宋任穷看过一份内部报告，说全国经过正规勘探的矿点屈指可数，不少地方还是地质空白区。


他对着地图看了半晌，心里慢慢有了一个念头：去找总理谈谈，让自己到第一线去。


他找到周恩来，话说得很直白：总理，我想去地质部，当个副部长就行，工资，可以降。


周恩来望着眼前这位老部下，没立即表态，宋任穷以为这事有门，回去后甚至开始翻起了地质学的入门书籍。


他不知道的是，周总理转身就把这个情况报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想的比他们都远，彼时，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刚刚起步，对外严格保密，内部叫“原子能工业”。


这事需要绝对可靠的人去牵头，既要有军中的威望镇得住场子，又要有搞组织工作的细腻把各方资源串起来。


宋任穷主动请缨，恰好撞在了这个节骨眼上，搞地质是重要，但原子弹更是刻不容缓的大事。


摇头，便成了一种更深层的肯定。


1956年11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通过决定，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主管原子能事业。



宋任穷被任命为首任部长，1958年2月，该部改称第二机械工业部，他继续留任。一纸任命，把他从熟悉的组织工作拉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


到任第一天，宋任穷站在东交民巷的办公楼前，发现情况比预想的还要棘手，部里除了从各部门抽调来的少数干部，懂原子能技术的几乎没有。


苏联专家倒是来了一些，但核心技术严守秘密，给的资料东缺西漏，图纸上的关键数据常常用省略号代替。


宋任穷的办法只能是笨鸟先飞：他让翻译把苏联讲义一字一句译出来，自己拿着小本子坐在旁边记，遇到不懂的符号就画个圈，晚上找人问。


他办公室里长期放着两样东西，一个是地质罗盘，那是他原本准备去地质部工作时买的，后来没派上用场，也舍不得扔，就搁在抽屉里。


另一个是一本厚厚的硬壳笔记本，封皮磨得起了毛边，里面密密麻麻记满了从苏联资料里抄下来的术语，还有他每次听专家讲课时的疑问。


有部下进他办公室汇报工作，常见他戴着老花镜，对着黑板写写画画，嘴里念念有词。


1957年春天，铀矿勘探急需人才，宋任穷专门去了一趟清华大学。


他在蒋南翔的办公室里坐了两个小时，列了一张单子，要物理系和工程系的优秀毕业生。


有学生犹豫，说不知道原子能是做什么的，宋任穷拍着他的肩膀：国家现在最需要这个，去了就明白了。后来这批学生中不少人扎根戈壁，成了核工业最早的骨干。


搞铀矿勘探时，他也往西北跑，苏联专家坐着有暖气的吉普车，他裹着军大衣坐在敞篷卡车斗里，一路黄沙扑面。


到了矿区，他踩着碎石爬到半山腰，看钻机作业，听技术人员讲矿脉走向，晚上回到帐篷，冷水洗把脸，接着在煤油灯下看当天的勘探记录。


有人劝他，部长不用事事亲力亲为，他抬头反问：我不来看，怎么知道困难在哪里？


他得频繁地与钱三强等科学家打交道，宋任穷不懂技术，但他懂得尊重人，每次商量事，他都把科学家让到主位，自己搬个凳子坐在旁边听。


有回为了协调科学院和工业部的协作问题，他在钱三强办公室一泡就是一下午，两个人在纸上画流程图，一个说组织管理，一个说技术难点，最后理出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


那段时间，他回家越来越晚，夫人问他忙些什么，他总是摆摆手，说机密，不能说。


其实他自己也在黑暗中摸索，从铀矿勘探、矿石冶炼，到理论物理研究，再到工程设计，这是一条完全没有人走过的路。


宋任穷像一名工兵，拿着锹在前面开路，遇到沟就填，遇到墙就拆。


1958年以后，二机部的架子渐渐搭了起来，宋任穷当年想去的地质部，后来也在李四光的带领下找到了大庆油田等大矿。


而他自己，则在这条更隐秘也更艰难的战线上一直干到1960年，之后虽然离开了二机部，但原子弹事业的底子，正是在他任上一点一点夯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