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高待遇"的底色：制度红利，而非市场能力
烟草行业的高福利、高待遇，体制内外议论已久。冷静审视，这份"优渥"到底从何而来？答案并不复杂：它主要不是靠职工能力在市场竞争中赢来的，也不是烟草公司职工能力有多强，而是国家专卖法律赋予的制度红利。
我国实行烟草专卖制度，核心是两条：国家垄断经营、烟草税收法定。行业每年上缴的巨额利税，绝大多数来自法定烟草税收——消费税在生产、批发环节层层嵌入，最终由烟民承担。行业内有大量一线岗位在踏实做事，这一点不否认；但行业整体超额收益，靠的是法律划定的专卖边界撑起来的，不是靠哪家企业拼出来的竞争力。行业内部的高待遇，本质是对制度红利的分配，而非市场贡献的回报。这正是社会争议的根源所在。
那么，制度红利应当归于谁？我认为应当更多归于国家财政。可行路径不是放开价格乱浮动，而是用好税收杠杆：适度提高卷烟生产环节税收，直接压缩行业超额利润空间，让更多收益以税收形式上缴国库。既不动摇专卖体制，又能从源头调节"待遇与贡献不相称"的问题。
这里必须划清一条边界——不能放开烟草公司自主浮动终端市场价。一旦放开，紧俏烟被炒作哄抬，低价烟市场失序，各地价格悬殊，既扰乱卷烟市场秩序，也不利于控烟大局。稳定零售指导价、上调税收归集国库，才是兼顾财政增收与市场稳定的稳妥之策。
一句话收束：烟草行业的好日子，是国家专卖法律给的，不是市场赏的；制度红利理应更多回流国家财政——靠税收调节，比靠市场放价更稳妥、更公平。
因此，烟草公司职工的收入，通过税务软件完全可以查获，不要以为不给工资条就没有办法，再则是，倒挂价格的烟给烟草公司退回去，七天无理由退货，不要让消费者赔钱，就是赔钱，让烟草公司去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