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陈诚得知大汉奸叶蓬还活着，去找蒋介石要求将其处决。蒋说："那就执行吧，时间定在'九一八'这天。"
 
1947年，陈诚在查阅汉奸处置卷宗时，意外发现一个名字还没有从名单上消失，叶蓬竟然还活着，而且一直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陈诚当即进官邸面见蒋介石，要求尽快处决叶蓬。蒋介石听完后没有多说，只表示可以执行，行刑日期定在九一八。
 
这个日期不是随便挑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民族苦难由此扩大。把叶蓬的死刑放在这一天，既是处理一个汉奸，也是在提醒人们，国耻不能被时间冲淡。
 
从官邸出来时，天已经黑了。副官问陈诚是否回府，他沉默片刻，只说想到江边转转。车子沿着中山路缓慢行驶，南京正在战后重建，街边有小贩，墙面露着新砌砖缝，城市看上去已经恢复了些生气。
 
可陈诚想到的，却是1938年的武汉。
 
那一年，叶蓬曾穿着整齐军装，带着名片到司令部求见陈诚。两人早年都在军界活动，叶蓬还参加过武昌起义时期的学生军，后来考入保定军校，也算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北伐结束后，他在武汉一步步升到警备司令，手里有兵，也有自己的资历。
 
后来人事调整，叶蓬被降为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原有实权逐渐落到陈诚一系手中。他觉得自己资格不差，却被安排在后辈之下，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
 
武汉战事吃紧时，叶蓬专门登门求见，希望争取一个更好的位置。陈诚看过名片后没有接见，只让人推说不在。叶蓬在会客室等了两个时辰，最后才知道自己被拒之门外。
 
这件事后来成了两人关系彻底恶化的记忆点。叶蓬离开司令部时，不只是丢了面子，也把怨恨带进了之后的人生选择。
 
武汉失守后，守军向西撤退，叶蓬没有随部队同行，而是去了香港。那段时间，他生活不顺，仕途也看不到出口。偏偏就在这时，汪精卫集团正在拉拢军事人员，周佛海向他抛出高官厚禄。
 
叶蓬很快答应了。
 
一个人为什么会投敌，原因往往不止一个。有人贪图权势，有人被私怨牵着走，有人把个人失意当成了报复世界的理由。但这些情绪再强，也不能替叛国行为开脱。
 
投靠汪伪后，叶蓬返回华中，担任伪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他把办公地点放在陈诚过去使用过的武昌阅马场大楼，还换掉陈诚题写的牌匾，改成自己的字迹。这已经不只是谋求职位，更像是公开向旧日上司示威。
 
后来，叶蓬又升任伪陆军部长、伪军委会总参谋长，负责为日军组织和调动华中伪军。鄂西会战期间，陈诚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叶蓬不但派伪军配合日军作战，还张贴活捉陈诚的标语，在伪电台里反复攻击陈诚。
 
昔日同僚之间的私人矛盾，到这一步已经变成了敌我对抗。个人恩怨一旦和外敌合作绑在一起，性质就完全变了。
 
1945年日本投降后，叶蓬并没有马上被处决。蒋介石一度让他担任临时职务，试图借他收拢伪军、维持武汉秩序。等局面稳定，叶蓬失去利用价值后，才被逮捕并以叛国汉奸罪判处死刑。
 
这段经历也说明，战后处置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步完成，有些人先被利用，有些人则在审查、审判和家属疏通中拖延。叶蓬的家属不断找人说情，死刑因此迟迟没有执行，一拖就是近两年。
 
同一时期，南京也在处理日本战犯和伪政权人员。比如谷寿夫案，就把南京大屠杀责任问题摆到公开审判中。一个是侵略者，一个是投靠侵略者的中国人，身份不同，罪责依据不同，但都说明战后清算不可能只靠一句投降就结束。
 
陈诚此前一直以为叶蓬已经伏法，直到翻阅卷宗才发现他还在老虎桥监狱。当天晚上，陈诚的车停在监狱外很久，他没有下车，只隔着车窗看着灰黑色高墙。
 
他大概想起了那张被丢进纸篓的名片，也想起了后来被叶蓬换掉的牌匾，更想起这个人曾经也是一名受过训练、准备从军报国的青年。
 
问题就在这里，叶蓬不是一开始就站在汉奸的位置上，他有过从军经历，也曾拥有自己的前途。可当失意、怨气和权力欲搅在一起，他选择了投靠日本控制下的伪政权，最后亲手把自己送进了历史的反面。
 
九一八当天，叶蓬被押赴刑场。临刑前，他还在辩解自己算不上汉奸，希望媒体不要这样称呼，并请求行刑时少受痛苦。
 
这样的辩解改变不了事实。一个人可以解释自己的委屈，却不能用委屈覆盖数年助敌作战的行为。
 
说到底，人生会有失势，也会有不公平，但个人遭遇不能成为背叛民族的通行证。叶蓬最终被记住的，不是保定军校出身，也不是曾经担任过什么职务，而是他在关键时刻做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