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洛阳战役中，中野4纵缴获了10多门榴弹炮，却被华野3纵拿走。事后，陈毅批评3纵司令员：“打了胜仗，也要检讨！”
城打下来了，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刻，反而可能是枪声刚停的时候。1948年3月的洛阳就是这样。攻城部队连续苦战七昼夜，守军主力被歼，邱行湘被俘。可部队还在清理阵地，一批重炮的归属便让刚刚并肩作战的两支部队有了摩擦。
这件事之所以值得讲，不在于几门炮究竟值多少钱，而在于当时两支部队对“炮”的感受完全不同。陈赓第4纵队长期在中原一带机动作战，重武器不算充裕，碰上坚固城防时，往往要靠爆破、迫击炮和步兵近距离往里啃。对他们而言，战场上缴到一门完整的大炮，绝不是普通战利品。
华东野战军的情况不一样。经过此前多次作战，华野在炮兵使用、攻坚爆破和步炮协同方面积累了较多经验。洛阳这样一座有城墙、有外壕、有碉堡群的城市，要迅速拿下来，本身也离不开集中火力。因此，两支部队一个格外缺重炮，一个已经越来越习惯把炮兵放到攻坚的重要位置，矛盾的种子其实早就埋下了。
1948年3月8日至14日，陈士榘、唐亮统一指挥华野第3、第8纵队以及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第9纵队等部攻击洛阳。真正直接攻城的主力中，3纵从城东一带突破，4纵则在西面、南面打得很硬。尤其是4纵10旅28团攻击西门，伤亡很大，后来其5连获得“洛阳英雄连”称号。
城墙突破并不等于战斗结束。守军退到洛阳中学附近的核心阵地继续抵抗，周围工事密集，进攻一度受阻。到了3月14日，援军已在逼近，时间越来越紧，指挥部集中炮兵轰击核心阵地，随后各部发起突击。当晚守军防御崩溃，邱行湘被俘，第一次洛阳战役告一段落。
就在清扫战场时，4纵28团的一部先到了守军炮兵阵地。那些炮对4纵官兵太有吸引力，战斗还没完全收尾，团里便安排人员留下看守，准备随后接收。没想到，华野3纵部队随后经过这里，把大炮往自己方向拉。28团战士不愿意，有人干脆坐到炮上，结果连人带炮一起被拉走。
消息传回去，28团干部当然窝火。自己冒着炮火冲进城，好不容易摸到一批重装备，转眼被友军拉走，换谁都难免有情绪。干部跑去找陈赓，希望把炮追回来。陈赓却没有顺着这股火气往上拱，而是要求部队不要因为战利品影响两军关系，把已经跟着炮走的战士叫回来。
这一步很关键。因为洛阳战役本来就是一次跨部队协同作战。谁先突破、谁占仓库、谁先碰到炮兵阵地，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战利品就一定归谁。如果每个纵队都只算自己的账，那么表面上多了几门炮，实际上却可能把好不容易形成的协同关系打出一道缝。
陈唐方面知道情况后，也意识到处理得不妥，曾提出给4纵分几门炮。陈赓没有继续争。他更看重的是下一仗还能不能顺畅配合。看起来是“不要炮”，其实是在用一个很具体的动作告诉部队：自己吃点亏可以，不能把友军关系弄僵。
洛阳打完后，各部开始总结攻城经验。华野对炮火、工兵和爆破的运用确实有长处，陈士榘谈经验时也很强调重火力的价值。这种总结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如果把胜利过多归到“大炮厉害”，就很容易让装备条件较差的部队产生另一种感受。
陈毅关注的正是这一层。他没有否定洛阳攻坚的成绩，也没有说炮兵不重要，而是要求胜利之后照样检查问题。战场上最危险的并不只是打败仗后泄气，还有打了胜仗以后觉得自己的办法全对、自己的部队什么都好。于是才有了那句分量很重的话：“打了胜仗，也要检讨！”
这场批评真正指向的，是本位思想和胜利后的骄气。洛阳不是哪一个纵队单独拿下来的。有人攻城墙，有人打核心阵地，有人阻击援军，有人运送弹药粮食。少掉其中任何一环，攻城部队都可能陷入腹背受敌。把全部功劳归到某一种武器、某一支部队身上，都会把战争看窄了。
第一次攻克洛阳后，随着国民党援军靠近，解放军于3月18日主动撤出。4月5日，陈谢集团等部再次攻克洛阳。从这一前一后的变化看，也能理解当时为什么如此强调大局。城市可以暂时退出，部队之间的信任却不能随意消耗，因为后面还有更大的仗要打。
几个月后的淮海战役证明，这种磨合不是小事。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后来需要在更大的战场上统一行动，围歼黄维兵团等作战都离不开相互支援。洛阳城里那场围绕大炮的小风波，与后来几十万人的协同作战相比很小，却提前暴露了一个问题：部队越多，胜仗越大，越不能只盯着自己手里的那本功劳簿。
今天再看这件事，最值得注意的不是“谁抢了谁的炮”，而是事情发生以后怎么处理。陈赓没有让基层情绪变成两军矛盾，陈毅也没有因为打了胜仗就把问题搁过去。一个选择退一步，一个坚持把问题指出来，两种处理方式看似不同，目标其实一样——下一次还能站在一起打仗。
真正成熟的队伍，不怕暴露问题，怕的是胜利之后没人愿意说问题。洛阳战役留下的不只是攻城经验，还有一条很朴素的道理：装备可以缴获，战功可以统计，可大兵团作战最难积累的，是彼此之间的信任。几门炮能补一时的火力，顾全大局才能保证后面的仗继续打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