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秋，王耀武因公务赴南京，临行前特意备了厚礼。副官劝他：“您已是方面军司令，还犯得着对那几个秘书、副官这般客气？“王耀武笑着摇头：“你懂什么？阎王好见，小鬼难缠。“
1945年的王耀武，已经走到了军旅生涯的高位。湘西会战期间，他担任第四方面军司令官，所属部队承担雪峰山方向的重要作战任务。到这一年9月15日，长沙举行湖南地区日军投降仪式，王耀武又以第四方面军司令官身份接受日军第二十军司令官坂西一良投降。
换句话说，这时候的王耀武，早已不是需要靠几名普通办事人员替自己寻找门路的小军官。
可偏偏是这个时候，他仍把那些秘书、副官看得很重。
副官觉得不理解，也是正常的。按照军队里的等级观念，方面军司令和普通秘书、副官之间差着很多级。既然已经到了这种位置，见高级官员并不算困难，为什么还要费心照顾下面的经办人员？
王耀武那句“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其实把他的处世方式说得很透。
他看问题，不完全按照官职大小来排顺序，而是看一个人在事情运转过程中究竟能起什么作用。
一份文件从送进去，到真正摆到有决定权的人桌上，中间要经过登记、传递、审核、催办等许多环节。真正掌握最后决定权的是上层，可决定一件事情今天送还是过几天送、材料是否需要补充的人，往往就是办公室里的秘书和经办人员。
尤其到了1945年抗战结束以后，军事机关面对的事情比战争期间少不了多少，只是内容换了。
受降、缴械、部队调动、人员整编、物资接收以及善后事务接连而来。王耀武所在的第四方面军，也从大规模作战迅速转入战后事务。此前在雪峰山一线，他面对的是阵地、兵力和补给；战争结束后，许多问题却变成了表格、公文和机关之间的协调。
这种转变，恰恰让王耀武擅长经营人际关系的一面更加明显。
郭汝瑰后来在回忆王耀武时，就留下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王耀武去军政机关办事，不只是拜会负责人，还会到下面各个办公室走动。看到别人桌上放着钢笔，他会拿起来借用一下，写完之后，再顺势把自己携带的派克钢笔送给对方。
表面上看，这是临时起意。
实际上，他提前就准备好了不止一支笔。
因此，到不同办公室，他都能把礼物送得很自然。不是把礼盒往桌上一摆，也不是当众说“这是送给你的”，而是借着使用钢笔这个动作，把事情处理得没有那么生硬。郭汝瑰的回忆恰好说明，王耀武对于机关人员和办事环节，一向相当留心。
这里有个细节必须分清：郭汝瑰所说的这类事情，是用来说明王耀武长期形成的交际方式，并不能简单全部套到1945年秋南京那一次行程上。真正重要的是，它让人看到王耀武为什么会特别重视秘书、副官——这种习惯不是临时想出来的。
他的办法，说穿了就是把“办事”拆成了很多层。
有权拍板的人当然重要，可把消息送到拍板者耳边的人同样不能忽视。
今天看起来，这套办法带着很浓的人情社会色彩，而且送礼影响正常办事，本身并不是值得肯定的现象。但要理解王耀武当时为什么这么做，就必须看到旧式军政机关里的实际环境：制度是一套东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是另一套东西，两者经常交织在一起。
很多将领到了高位以后，习惯把目光全部放在更高层。
王耀武不一样。
他对上面的人保持关系，对中间负责传话、拟稿、送件的人也不轻视，甚至连职位并不起眼的办事人员，他也愿意花时间打交道。这种姿态在同僚眼里未必体面，有人甚至认为过于圆滑，可从办事效果来看，他显然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这也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真正有意思的地方。
它不是在说秘书、副官比高级官员权力更大，而是在说一个庞大的机构有许多看不见的关节。越是身处高位的人，越容易忽略这些小关节；一旦某个地方卡住，事情就可能迟迟落不了地。
王耀武偏偏不愿意留下这种空当。
把时间再拉回1945年，会发现这种处世方法和他的处境正好碰到了一起。
这一年上半年，湘西会战进入反攻阶段，第四方面军是主要作战力量之一。关于日军损失，不同历史材料存在不同统计口径，因此没有必要把某一个数字说成唯一结论，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场会战使西犯日军遭到严重打击，也是抗战后期中国战场的一场重要胜利。
几个月以后，王耀武又坐到了长沙的受降席上。
这种身份变化很有象征意味。
战争时期，军人的本事主要在战场上体现；战事结束，权力运行却迅速回到机关体系。部队接下来驻在哪里，人员怎样安排，物资如何分配，每件事情背后都跟着大量手续。
于是，一个颇有戏剧性的场景出现了。
前不久还在指挥大兵团作战的人，转过身来，却要考虑某个办公室里的秘书是否愿意及时替他递上一份文件。
这不是王耀武突然变得谨慎，而是他早就懂这种游戏规则。
“阎王好见，小鬼难缠。”
短短几个字，说的其实不是谁更厉害，而是谁更可能在关键时候，让一件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变得难办。对于已经在这套体系里摸爬多年的人来说，王耀武显然早就明白其中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