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上将陈调元性格诙谐，西安事变中他作为蒋介石的随行大员一并遭到扣押，一群慌慌张张地上将、院长、省主席，被士兵们举枪吆喝着赶到西京招待所大厅看管起来。

 
1936年12月，西安城里气氛紧张，蒋介石及一批随行军政人员突然被扣，原本高高在上的上将、院长、省主席，一夜之间只能挤在西京招待所大厅里等消息。
 
有人来回踱步，有人低声议论，陈调元却坐在角落里跷着腿，看起来并不慌张。他摸了摸上衣内袋，里面有烟盒，还有一枚不起眼的私章，章面刻着一只打盹的狸猫。
 
这枚章不是官印，也不值钱，只是他闲着没事刻来玩的东西。谁能想到，后来真正派上用场的，恰恰不是军令，也不是公文，而是这枚小小的狸猫章？
 
当时看守人员给众人倒水，轮到陈调元时，铁皮水壶正好空了。那名东北军少尉说了句稍等，过了一会儿，端来一杯温度刚好的碧螺春。
 
陈调元端杯时，发现杯底压着一块报纸边角，上面潦草写着两个字，别动。
 
他没有抬头，也没有询问，只把纸片捏进手里，借着喝茶的动作送进嘴中咽下。这样的提醒意味着什么？有人想帮他，但也有人在盯着他，任何一个多余动作，都可能让事情失控。
 
夜里九点多，看守换班。一名胡子拉碴的老兵提着马灯挨个照脸，走到陈调元身边时，突然蹲下装作系鞋带，把一个纸卷塞进了他的鞋缝。
 
后半夜，陈调元借口去厕所，才打开纸卷。纸上写得很简单，次日清晨六点，厨房后门会有运泔水的车经过，听到三声梆子，就是接应信号。
 
这看起来像一条逃生路，问题在于，西安城内外已经布满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泔水车能不能出城，出了城又能去哪里？更现实的是，陈调元如果独自逃走，蒋介石还被扣在别处，其他同僚也没有脱身，他今后如何在军界立足？
 
所以他没有等那辆车，也没有等三声梆子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凌晨四点，远处传来几声枪响，大厅里立刻出现骚动。陈调元却站起身，要求见张学良。士兵不敢放人，他便掏出狸猫私章，让对方转告张学良，自己有一笔关于南京何应钦的生意要谈。
 
不到半小时，他被带到张公馆。张学良穿着便装，眼里满是血丝，显然已经多日没有好好休息。
 
陈调元没有绕弯子，直接告诉他，张学良派往南京的信使据称在潼关被扣，何应钦得到的消息是张杨叛乱、委员长生死不明，于是下令讨伐。南京方面一旦按这个判断行动，西安局势就可能彻底失控。
 
张学良问他凭什么送信。陈调元指向那枚私章，说自己当年在徐州剿匪时救过一名老辎重营长，如今那人已经是潼关守军团长。张学良的人过不了潼关，但带着这枚章和亲笔字条，也许能让对方放行一辆车，直达洛阳机场。
 
这不是普通的求情，而是在赌一层旧关系。旧部是否还认这枚章？守军是否愿意冒险放行？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错，信就可能送不到，送信的人也可能回不来。
 
张学良问条件，陈调元只提出三条，停火，保证蒋介石安全，愿意以自身为质换取和平谈判。除此之外，一个字也不能加。
 
他当场写下一张便条，只有九个字，旧章为凭，放持信者过。张学良重新抄写，又签上名字，盖下私章。信件和狸猫章交给一名年轻参谋，陈调元只叮嘱了一句，送不到，就别回来。
 
这次行动的关键，不是纸面上的漂亮措辞，而是让潼关守军相信，送信者确实代表张学良，也让南京方面尽快知道，蒋介石还活着，西安方面愿意谈，不是要直接取而代之。
 
天快亮时，陈调元在招待所窗边听到了三声梆子。他没有动，因为他已经做出了另一种选择。
 
次日下午，潼关方向枪炮声停止。傍晚，宋子文的秘书拿着特别通行证进入西安，直接面见张学良。三天后，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离开西安。临上飞机前，蒋介石看了陈调元一眼，只点了点头。
 
回到南京后，陈调元收到一个匿名包裹，里面正是那枚狸猫私章，下面压着潼关至洛阳的通行路条存根，日期就在事变最紧要的那一天。
 
后来有人在军事委员会会议上追问，他在事变期间是否和张杨有过不妥接触。陈调元笑着回答，自己被关在大厅里，接触最多的是每天三顿糙米饭，要不您也尝尝？
 
众人笑了，这个问题也就没有继续追究。
 
西安事变最后能够和平收场，并不是靠某一个人单独完成。宋子文、宋美龄等人从南京方面推动沟通，周恩来也参与了后续谈判，张学良和杨虎城则承担了现场控制与政治压力。陈调元这段经历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没有把机会只用来逃命，而是把一次私人脱身机会，变成了传递停火信息的通道。
 
类似的选择，在后来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中也出现过。傅作义最终没有把战事拖进城区，而是接受谈判，减少了城市正面冲突。局势不同，人物处境也不同，可关键时刻摆在军政人物面前的，往往不只是能不能出去，还有出去之后留下什么结果？
 
那枚刻着狸猫的私章，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也不在印面，而在于它让一段旧关系重新获得了信任。说到底，战争年代最难得的通行证，有时不是公文，而是别人还愿意认你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