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是黄维被安排为毛泽东守灵时的抓拍照，时间是1976年9月，当年，黄维年72岁。黄维当时的身份是特赦战犯代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他与同为特赦战犯的杜聿明、宋希濂等前国民党将领轮流为毛泽东守灵。

1976年9月12日，人民大会堂的守灵名单里出现了两个很特别的名字：杜聿明、黄维。
四天以后，9月16日，宋希濂也进入另一批守灵人员名单。再往前看，9月9日公布的毛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中，杜聿明、宋希濂、黄维三人已经同时在列。
这三个人，都曾是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也都在战争结束前后成为战俘。到了1976年9月，他们却以公开身份参加毛主席治丧活动。

其中变化最大的是黄维。
1948年12月，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接近尾声，黄维指挥的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在双堆集被歼。黄维被俘。被俘登记中，他填报的军衔是陆军中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在战犯管理所。

杜聿明和宋希濂离开管理所要早得多。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第一次特赦，杜聿明、宋希濂都在第一批获释人员之中。两年后的1961年，两人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开始参与近现代史亲历资料的撰写、征集、审阅和整理。

黄维没有进入1959年的特赦名单。
接下来的几次特赦，他仍然没有获释,一直到1975年，情况才发生变化。
这一年3月，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决定，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与此前分批特赦不同，这一次处理的是全部在押人员。最高人民法院随后执行决定，黄维与最后一批在押战犯一同离开管理所，并取得公民权。

这一步改变的不是一个临时待遇，而是他的法律身份。

离开管理所后，黄维曾在最后一批特赦人员的有关活动中作为代表参加致谢。这个“代表”对应的是1975年特赦活动本身。随后，4月间，他被聘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进入全国政协文史工作系统。
到了1976年9月，黄维已经不是在押战犯，也还不是全国政协委员。他当时持续存在的工作身份，是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这一身份把黄维和杜聿明、宋希濂重新放到了一起。
杜聿明、宋希濂早在1961年已经进入全国政协文史系统。黄维晚了十四年。三个人过去都带过兵，打过仗，其中两人曾直接在国共战场上担任重要指挥职务；离开管理所后，他们不再拥有旧军职，工作转到了史料整理。

全国政协文史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组织历史亲历者留下亲历、亲见、亲闻的资料。旧军政人员熟悉过去的军事、政治和社会情况，他们的经历由此被纳入文史资料征集范围。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
当天公布的毛主席治丧委员会共有375人，成员来自党政军以及社会各方面。杜聿明、宋希濂、黄维的名字同时列在名单中。三个人进入治丧委员会时，身份已经不是战俘，也不是国民党军现役将领，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特赦、安置并参加政协工作的旧军政人员。

9月12日，人民大会堂继续举行吊唁活动。
当天参加守灵的人员分批进入灵堂，其中既有治丧委员会成员，也有工人、农民、军人等方面代表。杜聿明和黄维参加了这一日的守灵。

黄维这一年72岁。
从1948年12月被俘，到1976年9月站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守灵，时间过去了将近二十八年。中间最明确的几个节点都留下了制度记录：战败被俘，长期在押，1975年全部在押战犯获特赦，取得公民权，随后进入全国政协文史工作系统，再到1976年列入治丧委员会。

9月16日，宋希濂参加另一批守灵。
因此，参加守灵的并非黄维一人。杜聿明与黄维同日参加，宋希濂数日后参加。三人的姓名都能在当时的公开名单中找到。

这组名单还留下了另一层变化。1959年第一次特赦时，黄维还留在管理所；那一年已经获释的杜聿明、宋希濂，后来先进入政协文史系统。1975年最后一次特赦完成以后，黄维也走上了相近的安排路径。

到毛主席逝世时，这三名昔日国民党高级将领已经共同出现在国家治丧活动之中。
9月18日，毛主席追悼大会举行。公开的参加人员名单中，杜聿明、宋希濂、黄维仍列在治丧委员会成员之内。

此后，黄维继续从事政协文史工作。1978年以后，他进入政协全国委员会，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常委。

1989年3月，黄维在北京去世。
新华社公布他的生平时，仍把1975年以后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列入正式履历。

从双堆集被俘，到管理所，再到政协文史岗位，黄维的身份一次次写进不同的文件。1976年9月那份守灵名单，只是其中最醒目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