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 蒋介石 本想秘密处决万毅，却被万毅觉察到，于是，就趁守卫不备逃了出来，谁曾想，刚跑了没多远，竟又被哨兵发现，在这危机时刻，他却表现得异常冷静。
六年之后的北平城外，万毅已经不是那个被关在山东的囚犯了。1948年12月，第42军参加平津战役，万毅以军长身份率部抢占丰台，切断北平、天津之间的重要通道。把这个画面放在1942年的牢狱旁边看，历史的反差相当强烈：当年有人准备让他消失，后来他却率领人民军队走上更大的战场。
万毅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答案得从东北军的命运里找。九一八事变后，大批东北军官兵退入关内，故乡却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对这些军人来说，“抗日”不是报纸上的口号，而是回家的前提。可此后东北军长期处在复杂政治环境里，抗日要求与国民党当局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断发生碰撞。
万毅恰恰属于碰撞最激烈的那批军官。1936年，他已经是东北军中相当年轻的团长，部队里的抗日救亡活动十分活跃。这个时期的万毅并不是后来人想象中的普通旧军官，他对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态度越来越明确，也因此早早进入国民党当局的视线。
真正改变政治身份的，是1938年3月11日。经张文海、谷牧介绍，万毅在连云港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特别党员，而且继续留在东北军内部工作。这种安排本身就很特殊：身份不能公开，军职还要保留，既要带兵抗日，又要面对部队内部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
同一年进行的连云港保卫战，更让万毅在军中站稳了脚跟。他带部队同日军硬打，地方上后来留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说法。一个真正同侵华日军交过手、打出过战绩的军官，几年以后竟然被扣上所谓“通敌”嫌疑，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说明，当时针对他的追究远远超出了正常军事司法范畴。
矛盾真正爆炸是在1940年。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内部出现严重的投敌问题，常恩多、万毅等人推动“九二二锄奸”。在民族战争背景下，谁准备向日军靠拢，谁坚持抗战，本来应该是一条极清楚的界线。可在当时复杂的军政关系里，动了内部既得利益，就等于给自己埋下了危险。
到了1941年2月，危险落到了万毅头上。较可靠的党史资料记载，他因揭露第五十七军内部投敌活动，被东北军内部反共顽固势力逮捕，此后长期失去自由。因此，把万毅被捕简单写成1942年发生的事并不准确；等到那次著名越狱发生时，他已经在被控制状态下熬了一年多。
这里还有一个必须讲清楚的史实边界。网络文章常写成“蒋介石亲自下密令杀万毅”，现有较权威公开资料能够确认的是，1942年3月鲁苏战区司令于学忠接到重庆国民党中央方面要求秘密枪决万毅的急电，后来于学忠还就此电复蒋介石。至于密令形成的具体程序，不能用后来的戏剧化语言替代原始史料。
于学忠为什么没有马上执行？这也是这段历史中容易被忽略的一层。万毅有抗战战功，在东北军官兵中又有影响，第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更坚决反对处决。真要不经公开审理把人杀掉，很可能激化整支部队的矛盾。于学忠因此没有直接动手，而是把事情拖了下来。
这恰恰给万毅留下了一条缝隙。1942年8月2日晚，郭维城前去看望被扣押的万毅，并将营救安排告诉他。万毅担心强行劫狱引起交火，没有采用这个方案，而是在当晚11时左右借上厕所的机会越墙脱身，随后进入山东纵队第二旅第六团。权威材料能够确认的越狱核心，大体就是这些。
至于哨兵、军官证、军犬、撒干粮等情节，民间叙事越写越传奇，却不能因为故事精彩就全部当作铁证。历史人物的分量从来不需要靠添加动作戏来证明。万毅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不是他有没有像小说人物那样骗过几道岗哨，而是他逃出去以后选择到哪里去、继续替谁打仗。
更大的变化第二天就发生了。1942年8月3日，常恩多、郭维城等推动第一一一师脱离国民党顽固派控制，2700余名官兵走向抗日根据地。8月5日，中共山东分局支持这一行动，并让万毅返回该部协助稳定队伍。个人逃亡和一支部队的政治转向，在短短几天中汇到了一起。
两年以后，这支部队的性质已经发生根本变化。1944年10月，第一一一师改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万毅担任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支队长。旧东北军的番号、组织方式和政治基础逐步被重新改造，万毅也从旧军队里的秘密共产党员，转变为人民军队公开的高级指挥员。
抗战胜利后，万毅又率部进入东北。到1946年初，他所率力量由进入东北时的3500余人迅速发展到14000余人。这个数字比越狱故事更值得注意，因为它说明万毅后来真正发挥作用的地方，是组织部队、扩大人民武装以及适应东北复杂战场，而不是个人传奇本身。
1948年，万毅出任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参加辽沈战役。同年11月，第五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2军，万毅成为首任军长。这里也必须纠正一种流传很广的错误：万毅这支部队后来对应的是第42军系统，并不是有“万岁军”之称的第38军，两支部队不能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