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钱大钧在火车上撞见了从监狱逃出来的陈赓。可他却下令，不准捉陈赓。部下对此非常不解。钱大钧说出了三个原因，部下听后心服口服，一个劲夸赞：长官不愧是能当大官的！
副官最想不通的是：人都已经认出来了，为什么不抓？

钱大钧是黄埔军校早期重要教官，曾任兵器教官、参谋长等职，后来又担任过军校副教育长。陈赓在黄埔读书时，两人就认识。到了1933年前后，钱大钧又先后担任保定行营主任、武昌行营参谋长等职，在国民党军界已经是有分量的人物。
换句话说，陈赓最不愿碰见的人，偏偏看见了他。
陈赓迅速压低帽檐，转身回到普通车厢。他心里很清楚：只要钱大钧没有注意自己，这一关就算过去了。可列车开出徐州没多久，一个副官走进车厢，径直来到他面前，请“陈先生”去见长官。
陈赓还想周旋，说自己并不姓陈，只是个做生意的普通人。副官却没有争辩，只告诉他，长官已经认出了他。到了这一步，再装陌生人已经没有意义，陈赓只好跟着过去。
真正奇怪的事情，从这里开始。
钱大钧没有叫卫兵，也没有让人搜身，更没有追问陈赓从哪里来、准备到哪里去。他只是告诉陈赓，自己进站时就已经看见他了。随后问了几句近况。
陈赓回答得很含糊，说自己眼下没什么事情做，正在四处谋事。
这个答案当然瞒不过钱大钧。陈赓刚刚被捕、又脱险的消息，在当时已经不是小事。何况两人相识多年，钱大钧对这个学生的经历也并不陌生。但他没有追问，谈话反而慢慢转到了黄埔时期的旧事。
聊了一阵，陈赓提出要下车看朋友。
钱大钧没有阻拦。
陈赓下车后并没有真正离去。等列车重新启动，他又从另一节普通车厢上了车，换了地方坐下。本来以为这样便可以摆脱对方，没想到没过多久，那个副官再次找来。
这下陈赓明白了。自己的行踪，从头到尾都没有逃过钱大钧的眼睛。
第二次过去后，气氛却更松了。钱大钧不仅没有扣押陈赓，还留他吃饭。两个人继续谈黄埔旧事，几乎没有谈彼此此刻完全不同的道路。列车又走了几站，钱大钧干脆让陈赓有事就走，明确表示自己不会拦他。
陈赓一走，副官忍不住问了。
这样一个人已经到了眼前，不费什么力气就能扣下来，为什么反而把他放掉？
钱大钧解释的第一层意思，其实很朴素：师生情分不能完全不顾。
黄埔军校早期规模不像后来那么庞大，第一期学生与教官之间往来较多。钱大钧教过陈赓，两人不是毫无关系的陌生人。阵营虽然已经不同，但如果连一点旧日情面都不留，钱大钧自己也觉得没必要。
更重要的是第二层：陈赓不是一般的黄埔学生。
1925年第二次东征时，陈赓曾在战局危急时帮助蒋介石脱离危险。这段经历让他很早就在黄埔师生中出了名。后来双方虽然分道扬镳，甚至成为战场上的对手，可陈赓在不少黄埔旧人那里仍然很有声望。
钱大钧当然懂这一点。
如果他当场抓住陈赓，看起来是立了一件功，实际却可能接过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陈赓此前被捕后，黄埔一期的一些旧同学就曾设法营救，宋庆龄也出面交涉。这样的人抓到手里，绝不是写一张报告就能简单了结。
这就到了第三个原因，也是钱大钧作为军界老手考虑得最现实的一层。
抓了陈赓，后面怎么办？
处理轻了，有人可能说他徇私；处理重了，又容易招来黄埔旧人的议论。陈赓曾经有救蒋介石脱险的经历，这层关系更加微妙。钱大钧若主动把这个“烫手山芋”揽到自己身上，未必能得到多少好处，反而很可能惹出一连串麻烦。
因此，他最后采取的办法很有旧军界特点：我认出你了，也把话说明白了，但我不亲手抓你。
既没有公开帮助陈赓赶路，也没有派兵保护；既保持了自己的身份，又给过去的师生情谊留了一点余地。
这一选择，也反映出当时黄埔体系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黄埔早期学生后来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同一期、同一个教官教出来的人，十年以后可能已经在战场两边指挥部队。但早年共同生活、学习、作战留下的人际关系，并不会因为阵营变化一下子全部消失。
陈赓尤其如此。他性格爽朗，在黄埔时期交游很广，即使后来成为对手，仍有不少昔日同学认可他的为人。钱大钧衡量的，实际上不只是“抓还是不抓”这么简单，还包括黄埔圈内的人情、自己的处境以及这件事可能产生的后果。
陈赓后来继续南下。1933年8月，他到达瑞金，随后担任彭杨步兵学校校长。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时，他任军委干部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旅长；此后又长期担任重要军事职务。1955年，陈赓被授予大将军衔，1961年3月16日在上海逝世，终年58岁。
几十年过去，再回头看那趟列车，最值得琢磨的不是一句“讲义气”，而是钱大钧当时算清了三笔账。
一笔是师生旧情，一笔是陈赓在黄埔群体中的特殊声望，还有一笔则是抓人之后必须承担的现实后果。
副官只看见了一个近在眼前的目标，钱大钧看到的却是目标背后的一串关系和麻烦。这也是为什么，他明明已经两次把陈赓叫到自己面前，却始终没有下令扣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