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一本叫《林海雪原》的新书爆火，罗荣桓元帅阅后大喜，一拍桌子定下调令：“这个作者，给我调到总政文化部来，穿军装，授上校！”
 

1957年9月，作家出版社推出了一部新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一时间洛阳纸贵，读者争相购买和阅读，成为当时全国最受欢迎、销售量最大的小说之一。
 
到20世纪60年代初，印数就已经超过100万册。
 
也就是在那一年后，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对这本书赞不绝口，后来还提议让它的作者曲波重回部队，穿军装、授上校。
 
一个写书的转业干部，就这样被一位元帅亲手要回了军队，这事儿在当时传为一时佳话。
 
说起曲波这个人，经历本身就够写一本书。
 
1923年，他出生在山东黄县一个贫农家庭，15岁参加八路军，17岁当连队指导员。
 
1945年日本投降后，曲波随山东部队第一批开赴东北。
 
1946年冬天，时任牡丹江军区二团副政委的曲波，新婚第二天就率部钻进深山老林，去打威虎山上的座山雕匪帮。
 
在那片林海雪原里，他带着小分队一共打了72仗。
 
曲波这辈子最惦记的战友，叫杨子荣。
 
杨子荣年纪偏大，打过游击，曲波觉得他经历丰富、性格稳当，就让他当侦察排长。
 
后来杨子荣独闯威虎山、活捉座山雕，成了家喻户晓的孤胆英雄，却在1947年2月追击残匪时被冷枪击中胸口，倒在了胜利前夜。
 
战友牺牲后，曲波心里一直压着件事，那些人的故事，得有人写出来。
 
1950年，曲波因两次负伤致残，转业到地方，后来担任齐齐哈尔机车车辆制造厂党委书记兼生产副厂长。
 
1955年2月，他正式动笔写长篇，书名一开始叫《林海雪原荡匪记》。
 
那真叫一个秘密写作，他在工厂里大小是个领导，要是用公家信封寄稿子，怕被人说闲话，说不自量力。
 
于是下班回家就钻进小屋，一下午一晚上地写，连孩子都以为爸爸在加班。
 
妻子刘波是他作品的第一读者，也是抄稿员，一家六口挤在不大房子里，她就在缝纫机上抄稿，每抄完一章，用毛线把手稿装订起来。
 
曲波写累了、写得不满意，十多万字的初稿说撕就撕，付之一炬重新来过。
 
有时候开会，他佯装在会场做记录，实际却在小本子上写小分队驾临百鸡宴。
 
1956年秋天，书稿终于写成，四十多万字。
 
曲波抱起大包袱，和妻子偷偷坐上公交车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没敢坐单位配备的汽车，怕司机知道他去哪儿。
 
到了出版社，他对接待的人说，我不是作家，你们看看行不行？如不用，打个电话到我家里，我来取。
 
二十天后，出版社来电叫他过去，他心想这回准是退稿，见到编辑就伸手说拿来吧，没想到编辑龙世辉告诉他，我们确定要出版，但需要做一些修改。
 
1957年2月，《人民文学》先以《奇袭虎狼窝》为题选载了部分章节，引起广泛关注。
 
同年9月，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书名改成了《林海雪原》。

书一出来就轰动了，两年内印数超过百万册，北京人艺把它改编成话剧《智取威虎山》，上海京剧院又改成京剧。
 
罗荣桓元帅读完，对这位解放军军官、现又在工业部门工作的作者极为赏识。
 
1958年，曲波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59年，罗荣桓元帅亲自提议曲波回部队工作。
 
曲波就这样脱下工装、重新穿上军装，被任命为总政治部文化部副师级创作员，并被授予上校军衔。
 
在我看来，罗帅这一拍桌子，拍出来的不光是对一个作家的赏识，更是那个年代对从生活里长出来的文学的一种本能的珍视。
 
《林海雪原》之所以能成为十七年文学中不可替代的作品，恰恰因为它不是坐在书斋里编造出来的，曲波写杨子荣、写少剑波、写白茹，写的就是他自己和那些没能看到新中国阳光的战友。
 
他在书的扉页上写的那句话，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英雄的战友杨子荣、高波等同志，比任何文学理论都更能说明这部书的分量。
 
后来，《林海雪原》被译成英、俄、日、挪威、阿拉伯、越南、蒙古等十多种文字。

1960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1970年改编为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戏曲电影，2014年徐克又拍了3D版《智取威虎山》。
 
一个转业干部的业余写作，就这样变成了一代代中国人共同的红色记忆。
 
书火了以后，曲波没有到处做报告，依然低调。
 
有人说他运气好，碰上了罗帅这种懂文学的统帅。
 
但在我看来，哪有什么凭空而来的幸运，若没有林海雪原里真刀真枪的72仗，没有杨子荣中弹时他就在不远处，没有他抱着稿子坐公交去出版社的那份忐忑。

也就不会有罗帅那一拍桌子，更不会有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这部绕不开的《林海雪原》。
 
真正的好故事，从来都是从血与火、从心底最深处熬出来的。
 
这一点，到今天也没过时。
 
主要信源：（光明日报——《林海雪原》是这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