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圣旨的格式和材质按等级有细分，不是所有圣旨都是黄绢。

同一年里，大明各地有官员同日接到来自北京的文书。

打开来看，品级不同的人手里，那卷东西的样子差得不小。材质、颜色、图案，可能没一样是相同的。没有哪个驿站搞错，制度本来就是这样写的。

日常说的"圣旨"是个笼统词，把皇帝发出的各类文书一并包了进去。

明代正式制度里，这些文书分开来有各自的名目。

面向天下颁布重大政令的叫诏书，登基、大赦、重大征讨这类事情走这个名目；处理封赠官员这类人事事务的，五品及以上用诰命，六品以下用敕命。

名目不同，用途各异，格式和材质的规定也各走各路，不能混为一谈。

这套体系有来历。唐代官员任命所用的"告身"，是诰命制度的前身。当时的告身是当事人进入官职的正式凭证，个人持有，按品阶有规格区别。

明代沿着这个思路把制度发展下去，增加了封赠父母妻子的功能，形成了更完整的一套体系。

洪武年间，明太祖在整顿官制的同时，对各类文书的格式做了系统规范，诰命的材质、颜色、轴头，在这一时期基本定型下来。

后来的皇帝在细节上有过调整，大框架沿用下来没怎么变。

诰命的材质，是彩色云龙纹绫。

整卷按持有人的品阶，拼接数种颜色的丝绫，品阶越高，颜色的种数越多。

这个拼色规定，记在《大明会典》里，不同品阶对应不同配色，制度写得清楚。

最高几品的诰命打开来，是多色丝绫拼接的长卷，云龙纹贯穿其中，图案繁密，工料讲究，远不是人们印象里单一的一色黄绢。

品阶往下走，颜色减少，但凡属五品以上的诰命，龙纹和彩绫仍然在，只是规格依次递降。

封卷两端的轴头，也是按品阶来的。据《大明会典》记载，一品用玉轴，往下依次换成犀角、象牙、乌木等材质。

这个差别不只是账面上的虚文，摆在实物上，握在手里，感受就不一样。

敕命用素色绢帛，没有彩色拼接，没有龙纹图案，格式简单许多。两者同日摆在一处，不用研究制度，看一眼就能分出来。

生产这些文书，有专职机构负责。

翰林院起草文本，不同文书类型有固定的行文格式，措辞有规范套路，不是随机发挥。

起草之后，由专职书手誊录：诰命封面惯用篆书，正文用楷书，字体有要求，不是随便一个识字书吏能上手的。

具体负责办理诰命和敕命的，是内阁下设的诰敕房，走完拟稿、核准、用印、颁发这套程序，文书才能出北京。

用印这一步，不只是盖一个章。

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文书，加盖的印鉴各有不同，印的位置和数量也有规定，漏了哪个步骤，文书的效力在法理上就有问题。

文书送达之后，当事人须按礼节接旨，行礼完毕，文书才算正式到手，这件事才在朝廷记录里落定。

封赠制度有一层容易被忽略的细节：这些文书不只发给当事官员本人。

按明代规定，达到一定品阶的官员，父母、祖父母，乃至妻子，都可以通过封赠获得相应名分，各自持有一份文书。

官员在世时给父母请封叫"封赠"，父母已故则叫"追赠"，各有其程序和措辞。

封赠不是自动发生的，一般由官员向吏部申请，等待审核批准，程序走完再颁给。

官员升迁之后，过去的封赠级别不够了，还要补请更高级别的新封赠，旧的那份随之作废。

一个四品知府任职期间，家里可能积着不止一卷文书，分属不同的受封对象。妻子因夫官职受封的，有专门的措辞格式，材质规格与丈夫那份保持一致。

现存的明代诰命实物里，受封对象是女性的占了相当比例，这不是巧合，而是封赠制度使然。

这些文书后来散入博物馆、档案馆和私人收藏，留存下来的以五品以上的诰命居多。原因不复杂：材质好，家族重视，经历战乱和迁居也有意识保存。

六品以下的敕命，素色绢帛，后代未必当一件大事来存，流传下来的数量远少于诰命。

拿到诰命的家族，往往备有专门的木盒存放。这份文书不只是官员的职务凭证，在当时的观念里，它是家族在朝廷那里有名有姓的证明。

逢祭祀或传给后人，要郑重取出，不是平日随意翻阅的东西。

有时候，一个家族里祖孙几代各自领过诰命，放在一处，材质和颜色各异，记录着不同年代的任命和封赠，加起来是一份可以翻阅的家族来历。

如果家里有人被夺职革职，诰命的命运就另说了。

朝廷有时要收回文书，实际执行情况参差，民间有没有老实上缴，账面上不见得查得清楚。

那个七品知县的敕命，素色绢帛，清楚写着任命内容，没有云龙，没有彩绫，没有玉轴。按制度，这是他这个品阶对应的全部了。

收好放进柜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多少年后，这卷东西还在不在，不一定有人记得。

参考资料：
《大明会典》（万历重修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影印版
《明史·职官志》，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明实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